［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6-0097-07 华夏古时，乐合诗舞，三位一体，彼此紧密联系，相融无间。①无论是祭天拜祖的庙堂礼仪，还是祝颂尊者的燕饮称觞，乐舞均不可或缺。其编排与表演，关乎礼制尊卑、等级秩序。天子至尊，为其演乐者共六十四人；诸侯次之，为四十八人；卿大夫居末，为三十二人。这些仪节载于典章，行诸朝堂，天长日久，已成定规。然而，随着周室王朝衰落，礼崩乐坏，名器仪制之滥，为末世一大征兆。此时，大胆逾矩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地方豪强或位极人臣者，他们借乐舞之名，行犯上之实。此类骄矜之气与不臣之心，引致僭越之风，达到“孰不可忍”的程度。②有鉴于此，古时先哲审乐论礼，各抒己见。要其指归，约分道德与社会两途：前者论其道德功用，旨在感化人心；后者论其社会规范，旨在谐和人伦。沿着修身淑世这一主旨，相关乐论逐渐深入，不同意见应运而生。在此问题上，墨子和荀子代表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各自观点集中表现在《非乐》和《乐论》两文之中。墨子批儒非乐，企图成一家之言；荀子作为儒家代表，自然因应时势，挺身予以反驳。墨子崇俭尚用，反对礼乐铺张，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在他看来，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皆属无用之举，于饥寒冻馁等实际民生问题一无所益，徒添劳民伤财之恶果。荀子贵乐重礼，力主人文教化，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在他眼里，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功效，不仅有助于陶冶人心，调节人伦，而且有助于移风易俗，治国安邦。墨子之所非，荀子之所是，彼此观点针锋相对，掀起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音乐论辩。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剖析，由此探究两位先哲对待音乐问题的深意所在。 一 墨子的消极功利主义 先秦显学，首推儒墨。当时，墨家的世态人心之论，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分庭抗礼，形同水火。墨子对儒家思想的攻讦，主要为四点：第一，儒家不信天帝鬼神，导致“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要求父母去世子女守丧三年，此类礼数浪费民财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有贵族沉湎声色，大讲排场，奢侈腐化；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不思进取。③ 为了匡正儒家学说的流弊，墨子教导其弟子魏越五条治国原则，即：国家昏乱，就教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教其节用节葬；国家好乐贪酒，就教其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就教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就教其兼爱非攻。④墨子非乐不遗余力，力主苦行节欲禁乐。他曾断言，音乐作用消极，滋生种种弊端。⑤至于乐之无用，主要源于三途：其一，音乐无法为人民提供福利，更无助于增添社会物质财富。如“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这类民生养息公益，音乐一无所与；对于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等“民之三患”，音乐更是无能为力。于是，墨子声称：“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⑥其二，音乐无法解决社会混乱问题。墨子之时，恰逢乱世，“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如此一来，“天下之害，将安可得而治与？”若依靠音乐救民于水火，无异于痴人说梦。⑦其三，音乐虚耗民财，使人希望落空，此乃音乐为害最甚之处。在墨子看来，举凡作乐，必然“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锤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⑧。 论及音乐演奏及欣赏活动，墨子认为这同样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一方面，音乐需要大量年富力盛者去训练演出，这批人本应从事社会生产，现今却为王公贵族的一时享乐，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虚耗一空。诚如墨子所言，“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锺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红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⑨王公贵族作乐，殃及普通百姓，致使男不能耕，女不得织，无奈忍受剥夺，虚度年华，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一事无成，此乃国家乱、社稷危的前兆。另一方面，乐舞演出讲究美貌美观，需要吃好穿好，这必然耗资靡费，消耗社会物质财富。对此，墨子以具体事例为证，抨击好乐求美的糜奢之风。如他所言：“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⑩由此衍生的恶果，不能说不严重；墨子的这番忧思，不能说无道理。 有鉴于此，墨子进而抨击赏乐的行为，认为这将败坏世道人心，危及治国理政。此中原因在于：其一，“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君民如此耽于音乐，荒于嬉戏，忘乎所以，必将损害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生产。其二，音乐可能导致人心涣散，引起国家混乱，使执政者不能各司其职，令民众无法安守本业，最终产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等恶果。对于这个问题，墨子言之甚详：“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红，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11) 显然，在关注民生的墨子眼里，喜好作乐所引发的连锁性弊端，危害甚巨，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产。那些喜欢音乐的人，大多为了耳目之娱，放弃自己的本分，贻误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一直沉湎于声色之中无法自拔，不但荒废正业，甚至会变得懒散不堪，这一切将会使整个国家逐渐衰落以至崩溃。墨子把这种民将不民、君将不君、臣将不臣、国将不国的潜在危机，全然归咎于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虽然是为其非乐之说提供论证依据，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墨子对音乐作用的极度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