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来自国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外国理论的引介与传播一样，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接受的过程。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就曾经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辗转从日本引介过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p.476)。由于引介的贫乏，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是知之不多、知之甚浅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思想或文艺观点被中国文艺理论界所了解和认识，那则是更晚一些的事情。而且，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它来到中国，就同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译介 以现有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文章中。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提到：“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即是马克思最初的中译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译文是1906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断和十项纲领。[2]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主要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中文翻译。但由于当时译者不能真正理解马恩的思想，加上他们各取所需，因而译文鱼龙混杂，并没有很好地传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有之意。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美学)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介绍进来。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从日文转译了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概述部分，其中关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大概就是现今已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在中国的最早介绍。[3]1920年4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未译序言)，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的形式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2]列宁文艺论著的最早中文译文是发表于1925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今译《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而列宁著名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今译《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节译文1926年12月6日已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44期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第一次比较大规模地被译介进来，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冯雪峰等人从日文转译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主要有马恩关于文艺的通信、列宁论托尔斯泰，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苏文艺理论家以及日本学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著作。如，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冯雪峰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沃罗夫斯基的《作家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梅林的《文学评论》，日本升曙梦的《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1934年胡风从日译本翻译了《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译文》第1卷第1期，今译《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等。1936年5月，郭沫若摘取马恩《神圣家族》中第五章和第八章有关文艺的重要段落，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出版了《艺术作品之真实性》(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重印时改为《艺术的真实》)等。 第二条途径，主要是从俄文翻译了一些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著作。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以及周扬等。如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翻译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部分文艺论著，其中有当时新发现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和致保·恩斯特的两封信①。同时，他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两篇文章。1934年9月在《文学新地》创刊号上，他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另外他还译介了《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一些生活和创作的材料，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马恩的文艺理论观点。1935年，易卓翻译了“恩格斯致拉萨尔”和“马克思致拉萨尔”(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文艺群众》第2期)。[3]至此，到30年代，马恩关于文艺问题的五封著名书信在中国已有了多种公开发表的节译或全译文。除以上翻译外，作为研究成果，1933年4月，周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与日本的战争。战时的中国，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一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重庆，一是共产党所在地延安。1939年11月，当时在国统区由欧阳凡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1940年10月，由苏联马恩列学院文艺研究所编、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从马恩著作中摘录辑集而成的《科学的艺术论》一书也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马恩的文艺论述，标志着马恩的文艺论著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取得了重大进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