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美学理论，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确立为美学研究的“元理论”。新中国美学理论的统识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新中国实现重新统一后，由于“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①，因此必须要批判旧知识分子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他们进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才能服务于文化建设。按照这种界定，新中国的美学家被明确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美学家，第二类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美学家。毫无疑问，第二类美学家自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持续六年的“思想改造”对新中国美学界最大的影响便是美学理论的统识，美学理论的“大一统”不仅为开设美学课程做好了知识准备，同时也为传播和生产美学理论奠定了知识基础。 一、建国初期的一次美学论争 1956年，周恩来在总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时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②在美学领域，这种思想斗争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与西方美学理论的论争。 早在民国时期，这场论争就已经开始，论争的焦点是“美质论”和“美感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美学的论著通过俄文和日文的转译而传入中国，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美学著作也随之被介绍进来。由于朱光潜的“距离说”、“移情说”等美感经验论在民国美学界的广泛影响，朱光潜便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家批判的主要对象。早在1936年，艾思奇就在《大众哲学》中将朱光潜的美学观斥为“唯心主义”。进入40年代，黄药眠的《论美之诞生》、蔡仪的《新美学》和《论朱光潜》、洪毅然的《新美学评论》等都批判了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家对朱光潜的批判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朱光潜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些批评，而且民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持重仍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和西方美学理论之争已经变得毫无悬念，对“旧”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清理和批判成为当前美学界的主要任务。而这种清理和批判几乎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1949年10月，《文艺报》第1卷第3期的“文艺信箱”栏目中登载了普通读者丁进在10月6日的来信。丁进在信中指出，朱光潜的“距离说”和“移情说”对他影响很大，但如今却被批判为“用美学理论的手段来达到替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消闲法、享乐法”③，这使得他很困惑。因此，丁进认为“我的理论或者染了朱光潜的什么毒，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展开讨论”④。为了避免“旧”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对人民群众的“毒害”，就必须要进行清理和批判。于是《文艺报》编辑部邀请蔡仪来回复丁进提出的问题。蔡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出发，批判了朱光潜的“距离说”和“移情说”，指出“美感对象不是孤立绝缘，无实际效用，无实际意义的”，“美感态度也不是超脱的，排除一切情欲的”，对象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实是基本上决定它成为我们美感对象的条件”⑤。尽管此时朱光潜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我检讨》并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美学观点，他撰写了《关于美感问题》来回应丁进和蔡仪。朱光潜指出，《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中的美学观点是欧洲从希腊以来普遍认可的传统观点，如果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来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但治学问应该注意学术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就会缺乏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为自己的美学观辩护之后，朱光潜坚持认为自己的美学理论具有有效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⑥针对朱光潜的辩护，《文艺报》又分别邀请蔡仪和黄药眠撰写文章回应朱光潜。蔡仪在《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中一方面指明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即与康德和克罗齐一脉相承的形式派美学；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缺陷，即否认艺术和人生的关系。如果说蔡仪的文章还仍然是在学术争鸣的范畴内进行的，那么黄药眠在《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中对朱光潜的批判则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康德的形式主义的美学，是企图把思想从美学领域驱逐出去的学说；心理距离说，是企图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孤立绝缘说，是劝人们要离群索居；内模仿说，是要把美和艺术还原到诉诸于感觉的游戏；移情说，是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美感经验的东西。”⑦ 总体而言，建国初期的这次美学论争基本上是在学术范畴内进行的，但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却深深影响并左右着这次论争。我们可以在蔡仪与黄药眠批判朱光潜的言辞中感觉到某种政治优势，而在朱光潜的回应文章中也能体会到一种政治忏悔。随后几年，当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使得对于西方美学理论的批判越过学术讨论与思想争鸣的界限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便自然获得了主导的地位。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的普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是重要步骤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⑧尽管美学家们在学术上已经颇有建树，但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恰如朱光潜所言，“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⑨。与同时期大多知识分子一样，美学家们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改正其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的重要途径，“就我个人来说，我要想走近社会主义，首先要克服的是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散漫和剥削阶级眷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想，要克服这两种思想上的病根，还必须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站上无产阶级的立场”⑩。 在知识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美学领域制定专门的学习内容，而是借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经验，指定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十二本“干部必读”(11)。由于这种学习的目的并不指向美学本身，而直接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因此，美学家们的学习收获，重要的并不是美学知识，而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例如宗白华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就认识到：“只有对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当前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及正确地理解我们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和作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和为未来中国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12) 经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接受“批判”和“自我批判”，美学家们彻底地与“旧”的美学理论划清了界限、转变了立场。如果说1950年朱光潜在《关于美感问题》中还在为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辩护的话，而1951年底他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对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盘否定，“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13)对于自己的错误，年近花甲的朱光潜表示了深深地歉意：“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