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先生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翻译家，一生著述甚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但学界对其研究起步晚、成果少、范围窄。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其他领域如美学、文学创作、翻译、文学史研究、教育理论等，或则略有论及，或则根本未论及。这样的研究现状无疑是与李长之的学术成就不相称的。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李长之的儒家美学研究加以探讨，希图以此揭示他的儒家美学研究的实绩，明确他在现代古典美学研究中的独特贡献，并借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古典美学研究在现代奠基阶段的学术理路。 一 儒家美学是李长之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对儒家（尤其是孔子）思想的推崇是密切相关的。他的儒家美学研究主要涉及孔子、孟子、《易传》、《诗序》等，是从根源入手挖掘儒家原典中的美学思想。那么，他为什么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呢？这关涉到他研究儒家美学的动机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他对儒家美学的具体评价。 李长之进行美学研究的时期正是国难深重，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走向感到困惑，学界普遍在进行文化反思的时候。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文化热①。李长之也于此时开始了较系统深入的中国文化研究。当然，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他的研究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明确的现实指向，甚至有失之偏颇的情绪化褒贬。他在此期的思考成果后汇编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1946年）。他有感于当时国防文化的弊病，提出文化国防的概念，并进而从文化角度对五四运动做了精彩评述。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希图在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缔造一个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在他看来，要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要坚守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五四运动于传统文化颠覆太多，它不是如时人所言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只是做了一些启蒙工作，因为它“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②！“孔子之刚健雄厚的气魄没有被人欣取，孟子之健朗明爽的精神也没有被人欣取，被人提倡的却是荀卿，王充，章学诚，崔述一般人。”（《李长之文集》第一卷，P22。以下凡引李长之文集处，只标卷数和页码。）很明显，他要提倡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儒家精神，更具体地说就是孔孟相传的原儒的真精神。他在精神建设的施行方案中主张提倡新儒家精神，也是因为“新儒家精神不是别的，只是原始的儒家精神”，“直接探源于孔子孟子的真精神”。（第一卷，P106） 李长之认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维系所在，是其他思想不可比拟的。与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做法不同，进入上世纪30年代，学界逐渐开始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审视，儒家思想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李长之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卷，P58。）明确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儒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儒家的根本精神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需要一番仔细论证的，即使这样，结论也会是多样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阐释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心态、切入角度等均会影响到对阐释对象的评价。基于当时特殊的抗战语境，李长之有意对儒家思想做了如下概括“儒家的根本精神……其本质是刚性的，但其表现却无妨是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就是珠圆玉润，温柔敦厚。”（第一卷，P63。）这一概括的现实指向不言而喻，而这也直接影响到李长之对儒家美学乃至整个古典美学的评价。他说：“只有从这种根本精神上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美感——美感是文化的最高结晶。……中国的真正艺术造诣是壮美而不是优美。”（第一卷，P64。）他的这一观点也成为写于同一时期的《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一书的中心论点。这样我们就可明白，李长之认为儒家美学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它影响到了后来整个中国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姑且不论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他至少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给予了儒家思想以充分肯定，重新确立了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审美观。 当然，李长之对儒家刚性传统的张扬也不是没有同调，在当时就有人持与他相近的观点。陈高佣就认为，孔子思想中表现着两种民族精神——刚与大，“因为能‘大’的精神然后可以同化异己包容异己；能有‘刚’的精神，然后可以克去私欲，抵御外侮。所谓‘仁’之一字，即包括‘大’与‘刚’两种精神之总和也。”③ 既然张扬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新文化的建设，那么为什么要着意张扬儒家的美学思想呢？这是受了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他们是中国最早倡导美育的人，都将美育作为新民之路，且都予古典美学以充分肯定。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一文就结合西方美学探讨了孔子的美育思想。蔡元培则为美育在现代中国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李长之为蔡元培的去世专门写了纪念文章《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为纪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作》。受他们的影响，李长之也意识到文化建设离不开美育，他认为“不懂美学，不懂教育，没法谈审美的教育。中国古代的美育很好，这是因为那时有极健康，极正确，极博大精深的美底概念，而教育的建设又那么完备之故。要建设美育，只有先建设美学。”（第一卷，P65。）他的思路是由文艺而美学而美育而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