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审美观照的拓展与深化

——论郭象“独化”哲学中的“俯仰”与“虚静”的整合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锡坤,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希,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郭象“独化”哲学的崇“有”把自然山水审美引向独立,相当于掀起一场美学革命。这其中包括对俯仰与虚静两种审美观照的整合,深深影响了此后美学思想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俯仰与虚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俯仰有“观物取象”之长,亦有思维的类比受限之短;虚静有排斥外通感物之短,亦有拓展心灵自由之长。郭象的“无心玄应,唯感是从”则构成二者的交融互补。其经“无心”过滤清洗过的“唯感是从”,一方面以俯仰的类比之短补入虚静的心灵自由之长,另一方面以隔绝外通之短补入俯仰的接物之长。中古山水审美的“寓目辄书”蔚然成风、“巧言切状”的追求及“目击道存”的观照方式的确认和推行,均得益于这种整合。它既是对庄子虚静排除具体感性的改造,又是对其“目击道存”理论依据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照。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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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仰”与“虚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审美观照,一出自《周易》,一出自道家。自中古以降,二者始相交融,于互补中实现整合。中国古代审美观照由此得以拓展与深化,不单激发和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能量,开出一片将山水自然引入独立审美的自由天地,还深深影响了此后美学思想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关于这一整合的发起者郭象的研究,已为近年来学界所关注,不断有成果提出,只是论者大多从“独化”哲学的本体论着眼,鲜见对整合两种审美观照方式的探讨,本文现试将其作为专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俯仰”与“虚静”之比较

      无论是俯仰,还是虚静,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和美学观的体现。俯仰的“上下察也”,虚静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表明它们是天人合一总体文化背景下的动态整体直观。但因各自不同的天人合一观念,两种审美观照的性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周易》的俯仰立足于人与天地参,以效法天地变化为准绳,推天道明人事,奉天人同构为最高理想。道家的虚静亦未尝不是追求天人同构,所不同的是,它要彻底舍弃人为,忘怀利害得失,中止认知活动,以恬淡无为的心态与自然合一。前者的同构是就主客体相对应来讲的,属“吻合”型;后者的同构是就主客体浑然不分来讲的,属“物化”型。此种差异直接关系到各自观照功能的发挥,对于艺术创造有不同的价值,如加以比较,可以说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俯仰之长在于确立了“观物取象”的原则。《周易》的卦爻系统即“观物取象”的结果。它从“观物”中取象,又以所取之象“尽意”,使形而下与形而上合而为一,为“象”所附,这从感性世界出发又落实于感性之中的特征,显然与艺术形象的创造原则相似相通,故而“观物取象”一直被视为艺术创作论的代名词。俯仰之观是视知觉的直接体验。中国抒情艺术的构思以“观物”为心理起点,以“取象”为其终点。无论起点还是终点,都体现了对艺术表达中视觉性的突出和强调。《系辞下传》讲:“见乃谓之象。”“见”强调的正是其可视性。与西方艺术直接宣泄情感的表达方式迥异,中国古代艺术采取以言造象的曲折方式来代替具体的情感铺陈。艺术家仰观俯察,盘桓绸缪于外物之中,在大自然的撞击下,创造出融凝物我的“灿烂感性”,为内在情感寻得感性化的载体。“取象”是“以心为主”,重在“尽意”,超越物之实而得其虚,然得其虚并非失意之形。因为只有坚持从物出发,才能在观物中取象,以感性的物象凸显心灵。如王国维所云:“然非物无以观我。”(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夫之更断言:“身之所为,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卷二)可以说,视听等知觉的直接体验,是艺术创作不可移易的门径。这一门径的开启,始于《周易》的象思维,并在《诗经》的创作中显现出夺目的光彩。举凡鸟兽虫鱼、山川草木,都在诗人的笔下,成为表现内在情感的媒介。此后整个抒情艺术都十分强调感觉效果的重要性。汉以后历朝历代的创作论尽管面对的文学创作现状不同,基本文学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在重视审美意象的视觉性、直觉性、个别性这一点上,无不高悬着一种理念:以物为起点,据物驰思,借物写心。这种认识的高度自觉性,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美学根源,就在于俯仰宇宙的“观物取象”。

      这俯仰之长,恰是虚静之短。虚静重在心灵的拓展,强调对道的体悟必须排除耳目感官对物的感受,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这种心灵的拓展,显然异于正常的感知活动。一般正常的感知活动是感官向外延伸,以耳目听视外物。感知是外物直接作用于耳目的结果,是一种“外通”。道的体悟则是自我超越的“内通。”它“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庄子·人间世》),即排除外物对感官、内心的干扰,把视听引向体内,以无染无杂的心胸“与道冥同”。这便是体道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对它的体悟,只能是“内通”,“外通”的感知无从把握。《庄子》有一则“浑沌”的寓言,其中写道:“‘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浑沌”,乃道之别称。它的完美无缺,就在于它是宇宙整体生命的美。按人的模样加以改造,凿七窍,“以视听食息”,变“内通”为“外通”,反而断送了浑沌的性命。故事包含强调美在自然整体而不在去感知有限现象的深意。自然整体之美,为“天地之大美”,有限现象,如《齐物论》里“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然“鱼”、“鸟”、“麋鹿”见之,竟纷纷躲避,感到可怕。由此证明美与丑是相对的,人的感官所感觉的美,本无所谓美还是丑。美丑的判断是感性的,离开人的感官,试问美在哪里呢?《齐物论》中谈及“物化”时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此“胡蝶”绝非“外通”的正常感知中与我对立的客观外物,因为客观外物已在“循耳目内通”中过而不留,化实为虚,消失在主客合一的心境中,既无感觉无主体,也谈不上被感的物和客体,心中如果还保留对物的感知,就不成其为“物化”。“物化”是“内通”的“心斋”、“坐忘”所能达到的境界。即在虚主以涵客、以外合于内上做功夫。就是说“内通”的主客合一只发生在心中,只局限于心灵这一精神世界。拿庄子所言的逍遥来说,需摆脱世俗的各种束缚,需借想象放飞内心精神,指向绝对自由的境界,它实是真人、神人,亦是离群索居、超世拔俗的隐者的终极目标和人格表征。他的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说,表明其对绝对的精神美的崇尚远胜于人间的具体感性。论者常引用《知北游》中的“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作为庄子肯定自然美的凭据,却忽略了他接着又说:“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至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庄子·知北游》)虽说没有否定山林皋壤之美,至少对流连物态还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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