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美学的复兴？ “美学的复兴”也可以称为“第三次美学热”。这是说，“美学热”以前出现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说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无所谓兴与衰：教育部在学科分类中确立了这样的学科，大学里设了这个专业的教授、副教授，招收着这门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每年都有新的美学文章问世，时而出现一两本美学的新书，这种状态就很好。“美学热”并非正常状态。“美学热”过去了，就进入了专业研究状态。社会不关心，我们自己做，这就很好，这是美学的常态。数学、物理、化学是如此，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是如此，这些学科都无所谓冷和热。美学也是如此，都是一些专门的学问。专门的学问有专人去做，不在乎出什么名，重要的是学科在延续，有很扎实的成果问世。不要美学的名人，只要美学的专家！ 这种说法当然义正辞严，似乎无可辩驳。但我就是想挑战这种说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学这个学科的状况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状况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有时盛，有时衰。这种盛衰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关。说一句大话：国运盛，美学兴；国运衰，美学亡。不要笑！这句话也许有过于夸大美学与时代关系之嫌，也太简单化。我想说的是，这句素朴的话中，可以放进深刻的含义。前两次美学热不知在座的同学是否熟悉？我这里介绍一下。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次美学热。历史上将这一次美学热，称为“美学大讨论”。当时围绕着“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前辈美学家，都在那次大讨论中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朱光潜和蔡仪等老一代的美学家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当时年轻的学者李泽厚，更是在这场讨论中一举成名，成为一派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我当年在天津师范大学读书时的指导老师鲍昌先生，也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发表过美学论文。“美学大讨论”使美学一下子成为显学，为许多有理论兴趣的文学工作者所喜爱。 讨论、争鸣和批判，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学术常态。在那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学艺术的争论。从批《清官秘史》、《武训传》到评《红楼梦》，批胡风、丁玲，直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这些批判最终都演变成非学术的“大批判”，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整人和使整个社会愈益左倾化告终。相比之下，只有“美学大讨论”多少保持了学术讨论的品格。这场讨论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为以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美学的讨论之风，在文革前越来越紧的风声中日渐萧条。“文革”开始后，美学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形象思维”。文章中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以郑季翘的一篇批“形象思维”的文章结束的，而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美学热”又是以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论“形象思维”的信开始的。[1]“文革”结束后，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美学热”。我们一般说“美学热”，指的就是这一次。1978年《诗刊》的第1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形象思维的信。这是“美学热”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以此为起点，学者们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转向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再转向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与写作，促进了美学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美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美学著作，也翻译了众多的西方美学名著。 我正是在第二次“美学热”的时候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的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美学热”的原因，当时美学专业研究生很难考。我考的那一年，招生名额是2名，报名的有45位考生。除了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外，考三门专业课。鲍昌老师出一张卷子考美学，姜东赋老师出一张卷子考文学理论，李厚基老师出一张卷子考中外文学史。考试的结果，有8名考生各门功课全部及格。鲍昌老师用毛笔给这8名考生各写了一封信。当然我是幸运的，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被告知录取了。另外6名考生虽然没有录取，也收到了鲍老师的毛笔信。大概不及格的考生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当然，这不等于说没有录取或考得不及格的考生就不行。我多年以后还见过一些美学界的同行，他们也参加了那次考试，没有录取。以后他们考别的老师，也走上美学研究之路，做得很好。这么多人考一个专业，在天津师范大学是不是创了历史纪录，我不清楚，但至少在当时的中文系，这是一个纪录。当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比方说在我现在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听一些老先生说当时蔡仪和李泽厚先生招生，只收5名，都各有好几百人报名参考。 美学热到了1985年就开始降温，到了1989年以后，就逐渐消退了。我是1989年从天津师范大学到国外读书去的，1996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秋天，我回国工作，想看看我不在国内的这几年，出了哪些美学方面的书。中国学术书出版就是这样，学术书本来应是长销书，但却被当做畅销书出版发行。卖完了就没有了，也不再版。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我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到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听说那儿学术书比较多，希望那儿还存着一些没有卖完的。那次买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是为寻找美学书而来，看到店里书架上，确有一栏写着“美学”。但美学书架子上，根本没有美学书卖。在书店里找来找去，终于在一个转角的地方看到有两本，上面落满了灰尘：一本是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另外一本还是朱狄写的，书名是《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朱狄的名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了。这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位老研究员，写过有关当代西方美学的书。我当年在鲍昌先生指导下研究艺术的起源时，还读过不少朱狄先生写的有关艺术起源的著作和文章。为什么只有两本美学书呢？原因很简单：美学热过去了，美学被宣布过时了。为什么只有这两本呢？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由于别的书卖完了，这两本书曲高和寡还放在那儿。但不管怎么说，书店里只有两本美学书，足以证明当时美学的艰难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