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1)01-0098-07 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科学家联合会发起、全世界1575名顶尖级科学家签署了《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郑重向全世界发出警告：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及其价值体系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在生态文明方面举步维艰？人类是有思想的存在物，人类的实践都是在思想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支配。人类之所以在生态建设方面举步维艰，关键在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于是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应运而生。在西方的生态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颇有说服力，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各种生态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出现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生态危机、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用生态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建、超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的莱斯、阿格及法国的高兹等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两大问题，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延缓并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他们指出，以前人们往往把生态学当做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学科。后来，人们则把生态学看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高兹认为，直到经济活动破坏或长久地扰乱了环境，并且这样做也危及到经济活动自身的追求，深深地改变了它的存在条件，生态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生态学开始关注外在的限制，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这些限制，以避免产生与其目标相反的结果，或与其继续发展不一致的后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仅仅从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研究生态问题，把生态学看成一门特殊的经济学，还不能实现人们对生态学这门学科的期待。因为生态学具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者破坏了不可再生或恢复的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的现象。而要理解并克服这些“反生产性”，人们就必须破除经济学的界限，探索一种不同于经济理性的生态理性。“生态学所要做就是：向我们解释如何在物质生产界限中缩减而不是在物质生产中增长，合理地应付贫乏和疾病，合理地应付工业文明的梗阻和死结。它证明保护自然资源比利用自然资源，维护自然循环比干涉自然循环，更有效和更具‘生产性’”[1]16。而要使生态学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建立起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某种联系，揭示生态学和生态问题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其反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用。高兹指出：“生态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学科，它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抵制独裁主义、技术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法。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抵制并不是产生于对自然平衡的科学的理解，而是产生于政治的和文化的选择。环境保护论者把生态学用来作为推进我们对文明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手段。”[1]17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他们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社会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方面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干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而正是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关于资本主义是充满危机体系的解释，集中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合力因素损害和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而导致自我毁灭的方式上。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使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追求利润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为了追求利润，这些措施依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来进行的。这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加快了对各种资源的消耗，使原本就严重的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并由此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这也就是说，生态运动必须面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指出，“生态运动是巨大的斗争场所”。伴随生态运动的除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之外，还有人与人的斗争，而且斗争的焦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给了我们如下警示：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根源的分析也从比较直接、表面的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深入到了较为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土地私有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把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这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并有助于驳倒生态主义把生态危机看做是工业生产和人口过剩的直接后果的观点。阿格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在科技的推动下，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并以过度消费来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遭受的痛苦。这种过度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它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现象，而且极大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从而造成了生态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并抓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提出生态矛盾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已成为主要危机。高兹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现代性本身引起的，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动机造成的危机。他把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范畴，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提出，“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变得不再有创造性了，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