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和辻哲郎（1889-1960年）诞辰120周年。和辻哲郎1889年3月1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姬路近郊，1909年至1912年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哲学，1925年至1934年执教于京都大学，1934年至1949年担任东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和辻哲郎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于1927-1928年留学德国，由于读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8年）并受到触动，随即与海德格尔展开论战，先后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伦理学》（1934年）、《风土——人类学的考察》（1935年）、《伦理学》（1937-1949年）等后期的重要著作。和辻哲郎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后期的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已经成为20世纪哲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我想将着眼点转向《古寺巡礼》，对和辻哲郎早期这部充满感性、栩栩如生的作品进行解读。《古寺巡礼》公开出版于90年前的1919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当时和辻哲郎恰好30岁，这是和辻哲郎所有著作中为人们所熟读，而且至今依然历久不衰的作品之一，我们从中不难窥见其年轻时的思想轨迹。谷川徹三在对《古寺巡礼》的解说中曾经引用和辻哲郎对佛像和寺院建筑的描写，并赞赏和辻哲郎“独具理性的眼光”，这也成为日后对和辻哲郎进行评价的基调（二·四零四）①。诚然，正如谷川所评价的那样，和辻哲郎的描写既“展开了自由空想的翅膀”，又“贴近事物的本质”②，可是，谷川的评价仅仅是着眼于和辻哲郎对于单个作品的记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反而凸显出了和辻哲郎论证中缺乏实证性这一局限。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厘清和辻哲郎对每一作品的记述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理论架构，20多岁就发表了《尼采研究》（1913年）、《索伦·克尔凯郭尔》（1915年）的和辻哲郎究竟是如何发现“日本式的东西”的呢，支撑其发现的文化理论以及文明论又是什么呢？当我们着眼于这些问题时，《古寺巡礼》又将浮现出新的魅力。 一、人格主义与“日本式的” 作为哲学家，和辻哲郎最初的观点，可以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段的论文（多数收录到《偶像再兴》一书）中读到。 当时的和辻哲郎立足于利普斯的“个人主义”立场，认为“个人主义者……以严格地实现人格价值为目标”（一七·一七二），并将其标榜为“人格主义”（一七三）的观点引申到了他的美学理论之中。“艺术真正的内容常常是人格的生命。我们享受艺术品（一般的美的）时，总会多多少少感受到触动整个人格的根本性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自身也得到了升华”（一七七）。和辻哲郎立足于个人主义、人格主义的立场，提出“与其大声倡导民族主义，倒还不如提倡个人主义”（一七三）的反民族主义主张，认为在真正的艺术中，个人与人类是直接关连的，而艺术家则是“既作为个人而存在……也作为人类而存在”（二二三）。因此，“艺术家首先是要成为一个‘个人’的存在”（二三零）。站在人格主义的立场，个人升华抵达的最理想的维度就直接等同于人类，而作为中间阶段的“种”（比如民族、国家）则不被重视。 但是，在《古寺巡礼》的第三部“艺术与文化”中，和辻哲郎则直接以“日本”、“日本文化”等为主题展开论述。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16年6月初发表的论文《日本有什么自豪的？》。和辻哲郎对当时一边倒地歌颂东洋、赞美日本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这样指出：“西欧文化几经黑暗、沉睡与转向，最终得以茁壮成长起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融古通今、集各地文化之长。西洋文化中保存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反观东洋文化，却无法找到那种茁壮成长的痕迹。我们的文化有伟大的过去，但后来并未得到传承。……就此而言，我们在夸耀东洋文化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有些许的羞耻感吗？”（二六九）。拥有“生命”的、不断“成长”的、“一脉相承”的文化，这种真正意义的文化存在于西欧，但并不存在于东洋。因为即使“东洋文化”曾经“伟大”过，在现代却已经失去生命力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和辻哲郎在此回顾了过去，“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哺育了我们的文化。如果国粹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的话，就不能算是正确地对待过去的历史”（二七三）；展望了未来，和辻哲郎这样号召：“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必须用西欧真正的文化来培养我们的文化。我们把古希腊、希伯来、基督教等文化作为精神上的祖先，并没有什么好感到羞愧的”（二七三）。和辻哲郎认为，“我们的文化”——“日本文化”必须要找回自己的生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以前的“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可或缺一样，“西欧的真正的文化”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并不是说“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已经不重要了，“人类的文化财富并不应以民族的差异来划分界限，必须永远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二七三）。由此看来，和辻哲郎的出发点具有放眼于未来的人格主义的普遍主义特征。 二、以希腊式的眼光发现日本美 和辻哲郎在1916年6月的论文《对话》中曾经提到：“西洋文化难以理解，但相比而言东洋和日本的文化对我来说更加遥远”（二一·一零一），然而他却迅速将目光转向了“东洋和日本文化”。这个转向的标志出现于《日本古代文化》①的“序文”中。“日本文化、特别是古代日本文化对于四年前的我来说基本等同于‘无’。大约是从少年时代以来，数不清的理由破坏了日本古代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但是，一个人的死唤起了我对佛教的惊异，以及对飞鸟、奈良佛教美术的惊叹，意外地把我带到了日本的过去。创造了这些伟大价值的日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疑问从那时起就植根于我的心中。”（三·一一）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的死”，大约是指和辻哲郎的岳父高濑三郎的病逝（1916年12月）②。从1917年3月末开始，和辻哲郎参加了东京大学美术史研究室的奈良参观旅行，在那里他对于东洋文化、佛教美术的关心急速增长起来③。同年4月10日在寄给太田正雄（笔名木下
太郎）的信中表明了他当时的状况。信中说：“你的信（从沈阳来的）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对于印度、中国的文化以及对佛教艺术非常感兴趣。”（二五·八四）信中写到：“佛教中有异教徒(Heidentum)+基督教徒(Christentum)这样的不可言表的趣味。这在日本人中的反应是完全狄奥尼索斯(Dionysisch)的……我从去年末到今春，因为那件事情（岳父的死）而感到自己体内也有着Dionysisch-religi
s（狄奥尼索斯—宗教）的血液。”（八四）和辻哲郎的东洋回归、日本回归正如其书信中所明示的那样，与他的《尼采研究》（1913年）是一脉贯通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