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3-0114-05 聂振斌先生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讲道：“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理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而这一点是从美学新概念引进时开始的。”[1](P56)但在不同的学术场合，总是有学者发出疑问：“美学”新概念的“引进”是开始于王国维吗？中国的近代美学学科之创始与完备始于何时？“美学”观念及其范畴系统首先出现于何时并于何人手中固定下来？王国维是始作俑者吗？如果是，王氏是从日本转译，还是直接译自西语？等等。这是美学考古学的问题，也牵涉到对王国维作为美学家地位的评价。而要弄清这些问题，则非要回到中日两国的美学发展史不可。此前，笔者曾见到李心峰先生的《Aesthetik与美学》、黄兴涛的《“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和刘悦笛的《美学的创建与本土传入的历史》①等文，对“美学”概念之出现进行了考古式的发掘，居功甚伟。然而，这些研究并不全面，尚缺少比较的视野，也没有进而解答学术界的上述疑问。 本文试图解决两个关联问题：其一，在上述诸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日本学者神林恒道的《美学事始：艺术学的日本近代》一书，并大量检索中日美学诸多淹没不闻的文献，对中日两国近代美学的生成历史作出系统的考证与分析，厘清中日美学的各自源流与相互关系。其二，对长期争讼不已的“王国维的‘美学’范畴来自何处”问题，予以细致论证与说明。 一、中日美学源流考暨王国维的美学知识背景 梳理汉字文化圈中中日两国“美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把王国维嵌入其中，一方面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中国近代美学学科生成过程中各种资源错综复杂的关系，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美学学科作为外源式文化事件的特性，观察中日两国美学学科生成过程里中、日、西三方的学术关系；另一方面，还可藉以观察王国维的知识背景及其学术资源，从而给我们认识王国维的美学贡献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平台。 毋庸置疑，面对西方所有而东方所无的“Aesthetics”，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探索性的试译。186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词典》（第一册），列有“美学”一词，该辞典将此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这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有关“美学”术语在华出现的材料。1867-1872年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兼翻译家西周曾尝试以“善美学”、“佳趣论”、“美妙学”、“佳趣学”来翻译“美学”[2](P7)。1873年，德国来华著名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1875年复著《教化议》一书。花之安提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故相属）。”[3](P6)有学者认为，由此“美学”“大体已经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4]，“首度译创了‘美学’一词”[5]。但是据我所看，此“美学”并非我们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其意系指“丹青音乐”之类“有关于美的学问或技艺”，不过是偶然的文言用法的二词连属。所以，花之安的“美学”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875年，在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辞典》里，译Aesthetics为“审辨美恶之法”。1879年，罗存德的《英华词典》被日本人改题为《英华和译字典》翻刻发行，后来又在日本出现了几次增订本，流布相当广泛。这对日本创译新名词产生过影响，但它究竟对日本“美学”学术名词的创译有无影响，则是查无根据，很难论定。 1879年以后，日本美学学科的生成进入加速运行阶段。此年，菊池大宽翻译了《修辞及华文》。“修辞”属于修辞学范畴，而“华文”即“美文学”属于文学范畴，换言之，菊池大宽这本书是就“西欧的文学之究系何种东西”这一论题进行体系性论说的最早的文学论。该书是日本文部省组织的国家出版行为，是系统地翻译西学、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新学问的一个环节。日本于西方学术的借鉴始于文学论而不是美学，颇有象征意义。自1882年始，以森欧外、高山樗牛等为主的教师在东京大学就以“审美学”的名称来教授美学[6]，高山樗牛后来也接受了“美学”的译法：“美学者，研究美之性质及法则之科学也。”[7](P2)所以，“日本的美学”同样始于对外域的“美学”的发现，而且是由外国人推动的。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1882年，居留日本的美国东方美术史家、后来与冈仓天心共同推进“新日本画运动”的芬诺洛萨所著《美术真说》，比较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并且真正接触到了日本艺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成为日本美学与艺术学的开端。从幕末到明治初期，随着日本与西方接触的日益频繁，“和风潮”在西欧风起，原本已堕落为日本人消遣品的“浮世绘”重新被视为日本美术精华，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浮世绘”的研究著作。芬诺洛萨在人们认为不值一提而被到处扔弃的古佛像中，发现了日本传统艺术中“希腊式佛教美术”的痕迹，逐步深信，让日本人模仿西方美术完全是一场灾难，由此形成了他具有独特体系的崇拜日本美术的理论，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建立了类似新古典主义的日本美术观，并展开了热情洋溢的批评运动。从此，日本古典文化财产复引起重视，过去的“书画骨董”改成了“美术”这一名称，而把“书画骨董”改为“美术”这一名称的手段就是“美学”。最早以“美学”把古典的老古董变成“美术”的是冈仓天心，他的成果是在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的课程“日本美术史”，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与讲演。 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883-1884年，文部省编辑局出版了由中江兆民翻译的法国人维隆(Véron)《维氏美学》一书，此书据称是“用汉语译创了‘美学’这个词”[5]。1925年，中国学者吕澂认为美学这个名词源于日人中江笃介在1882年翻译法人的著作，即指此事；当代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也认为，《维氏美学》是“汉字文化圈”中使用“美学”一词的最早记录。此类说法尽管依据不够充分，中江兆民的原创性难以确证，但中江兆民用他的译名来特指这一学科，“美学”之名得以“固定化”，则是确定无疑的。此后，日本的美学学科逐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