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1)02-0157-04 一、扬雅抑俗：《南华真经》注疏者的音乐审美趣味 在唐代被册封为《南华真经》的千古奇文《庄子》，在音乐上主张雅俗相隔，尚雅卑俗。《庄子·天地》记载：“大声不入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惑而所适不得矣。” 自唐迄明，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众多道教学者在对《南华真经》进行注解或疏通时，在音乐美学思想上，都继承了《庄子》在音乐上的雅俗观，崇尚高雅，鄙夷流俗。 对上引《天地》篇中的文字，唐代道教学者成玄英疏：“大声谓咸池大韶之乐也。非下里委巷之所闻。折杨皇华，盖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动容同声大笑也。昔魏文侯听于古乐，怳然而睡，闻郑卫新声，欣然而喜，即其事也。”[1](P441)对《庄子》“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的文句，成疏曰：“至妙之谈，超出俗表。故谓之高言。适可蕴群圣之灵府，岂可容止于众人之智乎？大声不入于里耳，高言固不止于众心。”[1](P441)对“至言不出，俗言胜也”文句，成疏为：“出，显也。至道之言，淡而无味，不入委巷之耳，岂止众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饰词浮伪，犹如折杨之曲，喜听者多。俗说既其当途，至言于乎隐蔽。故齐物云：言隐于荣华。”[1](P441) 碧虚真人陈景元是宋代有一定影响力的道教学者，在对《庄子》相关文句进行疏解时，也反复强调音乐雅俗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对上引《天地》篇中的观点，陈景元解释为：“大声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众心，如击缶撞钟，其音必异，不唯听莹，而又莫知所之矣。”[2](P1014)在疏解《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一节时，陈景元说：“大雅之音，淡而不入耳，始闻之惧，非流俗所美也。”[2](P1027)在陈景元看来，给人带来审美享受的大雅之音，非流俗所美，反为流俗所惑。他说：“大声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恶得无惊乎哉！”[2](P1062) 明代道教学者陆西星、程以宁也持相同的观点。就“大声不入里耳”文句，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的注解是：“大声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乐欲闻，故曰：不入。若乃折杨皇华则闻之，莫不嗑然而笑。盖折杨皇华，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于众人之心，众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胜招之也。众人皆惑于俗言而与之以至言，以适于道，其不反为大惑也者几稀。”[3](P119～120) 程以宁对《天地》篇上述引文也注解为“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乐闻”[3](P365)，并强调自己的观点说，“大声不入于里耳，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假二人一击缶一击钟，人必惑于新声而不适雅乐矣”[3](P370)。 “雅俗”是中国美学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但在“雅俗”的界定上，却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学者们从诸多方面进行剖析。“从人生美学，‘雅’则体现着人的仪表姿态闲雅得体、雅正庄重、儒雅端庄……‘俗’则表现为平庸、低下，格调不高，善于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庸俗陋劣、同流合污、一味媚俗。就古代文艺美学而言，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褒义与贬义之分。广义上，‘雅’与‘俗’之间包含着等级的划分，雅属于统治者、士大夫精英文化层面，是正统的、雅正的；俗则属于被统治者、平民百姓大众文化层面的，是世俗、俚俗与浅俗、粗朴的。狭义看，雅与俗，意指审美意趣与审美境界上的高雅别致、典雅庄重、超凡脱俗与通俗浅显、质朴粗犷、自然本色等。”[4](P1～2) 根据成玄英等人的诠释，从古代文艺美学广义角度界定他们所谈及的“雅俗”。尽管在用词方面成玄英等四人各有自己的主体性，但他们在音乐审美趣味上，都认为雅俗相对，追求高雅，贬抑俚俗，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和一致。 二、格格不入：审美趣味与美学进程的隔阂 应该承认成玄英等人“大声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乐欲闻”的美学主张，含音乐鉴赏需要有音乐的耳朵之意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他们雅俗相隔的观点，与道乐、音乐乃至“雅俗”这对审美范畴的发展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上层的信赖和支持，“有上层的支持，经济来源有保证，为寺院经济创造条件”[5](P3)。毋庸置疑，道教在上层化的过程中，道乐也随之走进宫廷，有个雅化的过程。受道教来源于原始巫术的影响，原始道乐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本带有很强的民间性。但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寇谦之、陆修静等士族贵族对民间道教进行清整、改革，使之官方化、上层化，到南朝刘宋时期，道教乐舞“就正式形成并与古代巫祝乐舞分野”[6](P25)。唐宋明数朝，由于统治者的佞道，道教音乐日趋雅化。如唐代特别是玄宗朝，尤重道教祭祀。“玄宗朝新增道教色彩的祭祀有享太清官、享九官贵神、享龙池，并以此形成了道教风格的乐舞《紫极舞》、《龙池乐》等”[7](P226)。《紫极舞》是太常乐卿韦绦的功劳，“制《紫极舞》是他对开元雅乐的又一贡献”[7](P227)。陈国符《道乐考略稿》引用《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九所载史料：“天宝元年命有司定玄元庙告享所奏乐。太尝奏降神用《混成之乐》，送神用《太乙之乐》。从之。”[8](P299)陈氏认为所用乃是雅乐，“此当系雅乐。是告享玄元庙，仍用雅乐，同于告享太庙也”[8](P299)。宋徽宗佞道，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设置了箫韶部（后改名云璈部）掌管全国道乐。明代道乐也呈宫廷化趋势，产生了“神乐观”、“乐舞生”等音乐机构。可以说随着道教的上层化，道乐也日趋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