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6-0086-07 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的一个描述，具有它的积极意义。中国已明显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以公共产业形式出现的小说、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音像制品等文化艺术产品，正在依托高新科技和新兴传媒，借助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资源跨地区配置和文艺产品跨文化营销态势，构成了我们时代特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景观。它意味着消费文化或文化消费的选择权力，将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意味着评判文化艺术作品孰高孰下的趣味判断的权威，不再仅仅掌握在少数专门家和行政部门手里，而使大众有了更多的参予权利。例如，以收视率和上座率来考量电视剧和电影，这个标准显然就是大众文化深入普及的直接结果。可以说，将市场和消费机制引入审美和艺术行为，从根本上说也印证了当代艺术观念的流变：艺术作品本身不是终点，它最终将在它的受众那里得到完成。在这一更大的背景上，超越审美化来审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它的前身审美文化的话题，或者具有更为深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审美文化谈起 20世纪80-90年代，美学热和文化热相继勃兴，美学与文化两个概念联姻因此也是理所当然。审美文化一时成为是时美学和文化热之中的关键词。比较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特别是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因为它们所具有的西学背景，受到本土文化的抵制远甚于同样也引起过疑虑的审美文化，一方面它虽然在我们的学科体制中尚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分定位，但是文化研究课程在当今中国高校中文、外文、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哲学、管理学等等科系中的全面开设，本身同样足以显示它决不是盲目乐观的学科前景。适因于此，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90年代审美文化热的升级版，我们不妨就美学界对此作出的反应，同昔年的审美文化作一比较。关于审美文化，一般认为较早也是比较流行的定义，语出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 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审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详细点说，审美文化是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的。第一是什么活动的物化产品，包括各种艺术作品，具有审美属性的其他人工产品，如衣饰、建筑、日用工艺品等，经过人力加工的自然景观，以及传播、保存这些审美物化产品的社会设施，诸如美术馆、影剧院等等。第二是审美活动的观念体系，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审美意识，包括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标准等等。第三是人的审美行为方式，通过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两种行为、不断地将审美观念形态客体化，又把物化的审美人工制品主体化，形成审美对象，产生审美感兴。①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屋建瓴的定义，它庄严宏伟、气派不凡，又有条分缕析的微观分辨，可以说将美学的所有的内容，客体和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识，除了自然美的部分，悉尽囊括在这个审美文化的定义之中。而据叶朗言，文化作为一个一切人文行为无所不包的大系统，审美文化即是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子系统。 对于审美文化的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中的关注，可以说是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界的主流趋势。美学作为纯理论的观照既然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后现代危机中难以为继，那么由纯粹理论向日常生活的转型，可谓势所必然。虽然，时有论者出来考究“审美文化”这个概念的西方理论后援，但是有鉴于这个概念的西方理论资源着实单薄，充其量是将“审美”这个词来修辞“文化”，以显示颓废主义美学造出的文化堕落。故而不奇怪，审美文化的理念，在中国本土泛美学史料的梳理上，成果斐然。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了陈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以及许明主编的篇幅更达十一卷之巨的《华夏风尚史》，攀援的无疑就是这一宏大无边的审美文化理念。这两部大著，毋宁说就是两部中国的大众文化史。 再往上看，审美文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美学学科拓展的一个风向标，其当年的一批青年开拓者，也多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先驱为自豪。据肖鹰言，早在90年代上半期，他与王德胜、王一川等诸多当时的美学界青年同仁，就开拓了审美文化方向研究，并且吸引了滕守尧、朱立元等更年长的学人参与，中国美学会也设立了审美文化委员会。因为王德胜是时为青年美学分会主任故，肖鹰被推举为审美文化分会的首届主任，后由王一川继任至今。肖鹰说，他当时力倡审美文化研究，着眼点是在于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时代，由此导致社会生活的“泛审美化”，这也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说，“文化的审美时代”。审美文化委员会的成立，肖鹰强调说，是为以往集中于经典艺术研究的传统美学，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着眼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这些工作，终而是为新世纪提供了美学本土研究的基础。肖鹰本人在他1996年出版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描述“审美化的当代生存”： 当代文化的审美化转型，是与当代个体的生存转换一致的——生存也被审美化。生存被审美化的必然性在于，由于现代主义反叛和现代化运动导致的自我生存根基的整体性崩溃，当代人的生存普遍感到一种丧失根基的漂泊无依，因此需要一种整体性幻象来支撑自我生存。在信仰丧失和普遍怀疑中，哲学和宗教都不再能构成这个幻象，艺术成为构造这个幻象的使命的唯一承担者。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