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1）02－0005－14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是周恩来逝世时郭沫若的悼念诗句。30多年过去了，敬仰周恩来的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仍是波涌迭起，涛声依旧。关于他的回忆文字连年未断，研究著述数不胜数，影视作品屡屡火爆。他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是不朽的。 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了更多歧见。有歧见不是坏事。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文化传统殊异、意识形态对峙、人生经历不同，价值观念分歧、认识方法相左……对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见仁见智，不足为怪。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也可促使人们作深入思考，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周恩来。 最近，我翻阅了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有的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分析相当独到，但是那种非议周恩来的倾向相当突出。这样的著作专捡周恩来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说事，专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非阳光心理或“阴霾”心理的分析（主要从个人之间的恩怨荣辱、利害得失，还有施展权谋之类来分析思想决策和实践活动），专门漠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对周恩来的特殊影响，因而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那种解读难以认可，对周恩来历史作用的评析不能苟同。 毋庸隐讳，我一向十分崇敬周恩来，可以说是“褒周”的。但从研究历史人物言，也希望能摆脱情感因素和以往的思维定势，尽量客观地、理智地看待一些问题。很遗憾，这样的著作未能使我获得这种教益；相反，有些话骨鲠在喉。这里，归纳了几种说法来进行辨析，以求教于同仁。学术研究，各讲各的道理，能切磋更好，不能形成共识也没关系，求同存异，让历史去检验，由人民去定论。 一、“愚忠说”辨 “愚忠说”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周恩来有无“愚忠”问题呢？毫无疑问，有的，但要作具体分析，尽量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既要对“忠”作分析，也要对“愚”作分析。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1]721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对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如果讲“愚忠”——实乃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忠”，这是其“忠”的思想的首要的、基本的内涵。他之所以能始终不渝地“相忍为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于他坚守了这一点——对党、对人民“既忠且精”！这样的“愚忠”应称为“精忠”，令人无限敬仰，也正是“周恩来精神”之真谛所在。 当然，在周恩来的“忠”里，也包含对党的领袖的“愚忠”，有守“君臣之道”的味道。这在非常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甚为突出（因为“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发生了封建性的扭曲），是其“忠”的思想的消极成分。为什么在共产党内，到了社会主义现阶段，还会有这种封建色彩的东西呢？最主要的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党为反对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并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长期的封建思想也会影响到党内，这不是短期能消除的，何况在相当长时期没有讲反封建思想问题。人们通常以为，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封建思想的影响会随之消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情况远非如此。一则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影响的滞后性、顽固性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没有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时间是解决不了的；再则，对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包括儒家学说也要具体分析，不全是糟粕，也有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并融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脉的内容。对糟粕要抛弃，对精华要继承和弘扬。但糟粕与精华不是天然地分为黑白两半，只需取白、弃黑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作思辨的剖析和剥离，且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此时被视为糟粕的，彼时可能就是精华，将其加以区别不那么容易。因此，对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还存在着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乃至深厚影响不足为奇。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党内产生“愚忠”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使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是在党内产生“愚忠”思想的现实土壤。 对于周恩来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不二心；在延安整风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这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才在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甚至还发生争执，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后期一再遭受疑忌的时候，周对毛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既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关，更与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的迷信有关。这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毛产生“愚忠”的历史根源。不过，周对毛的“愚忠”（由于两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比其他人更为突出。这样，一方面，在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正确和比较正确时，他也跟着正确和比较正确；另一方面，当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时，他也不能不执行。这里面，有没认识到的，也不排除认识到而去“违心”地贯彻执行的。这是周恩来的悲剧。有如前述，产生对领袖个人的“愚忠”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2]333既然如此，若是客观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不是说，毛、周两人的关系没有这一面，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