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法国近代史。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政治人物是拿破仑。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①。如果要量化的话，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这只是为写这篇文章，查阅毛泽东著作和谈话记录的初步统计。 关于毛泽东阅读拿破仑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为什么喜欢谈论法国大革命，笔者已有专文叙述②。本文要梳理的是，在不同时期毛泽东是怎样根据实践需要来读谈拿破仑的，他希望从拿破仑身上总结出什么样的历史经验？ 一、豪杰霸王：早年读谈拿破仑 清末民初，有两个外国历史人物在中国政坛和知识界享有特殊盛誉，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当时的人们，显然是把华盛顿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当做解国危于倒悬的希望。譬如，1903年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分别发行两种题为《拿破仑》的传记，前者的“译序”一开始就说：“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后者的“传序”说得更彻底：“中国人心之不振久矣，医国者无术以唤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仑其扁鹊乎？” 毛泽东读谈拿破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1910年他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杰传》，读到华盛顿、拿破仑这些人物的事迹，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③。在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回顾年轻时的思想探索，谈论中也总是涉及华盛顿和拿破仑。他经常讲，自己早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④。“听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⑤“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⑥“小时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义，后来进了学校就信资本主义，觉得华盛顿、拿破仑了不起。”⑦“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⑧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些回忆中，反复出现当时“只知道”，很“相信”，觉得“了不起”，是“英雄”，“中国也需要”等等，表明华盛顿和拿破仑，已经成为毛泽东早年思想旅途中两个难忘坐标。⑨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毛泽东的独立思考日益深入，他对拿破仑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华盛顿和拿破仑虽然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华盛顿的主要功绩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建国方面，毛泽东一生对他都赞誉有加，甚至用“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⑩ 这样的话来表达好感。拿破仑则不同，他于法国大革命开始10年后的1799年发动政变，后来又改行帝制，搞军事独裁，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企图把大革命的成果连带法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欧洲。人们耳熟能详的“沙文主义”这个政治概念，由狂热拥护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的拿破仑士兵沙文而得名，也绝非偶然。五四运动前后，站在中国这样的弱国立场看拿破仑，其英雄形象自然要打不少折扣。 于是，“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11)，成为拿破仑在毛泽东笔下第一次登场的模样。他固然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但靠的只是不世功业。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圣贤，是有德有业、德业俱盛的人；豪杰，则欠于品德，只有大功大名(12)。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很可能缘于他的伦理课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在其《论语类钞》中引王夫之的话说：“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13) 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里记下此语，并说了上面那些圣贤与豪杰区别的话，才断言拿破仑是豪杰而非圣贤。此外，在杨昌济之前，中国知识界在传播拿破仑事迹的时候，即有人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的。在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拿破仑事迹的《盛世危言》里，便有这样的描写：“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书中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要求普鲁士赔偿巨资，普鲁士哀求减少一点，拿破仑非但不答应，还傲慢地回斥：“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俨然是一个只行霸道、不行仁道的人，很有些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样的描述，自然会对青年毛泽东的认知产生影响。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当时崇尚的，主要还是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有革命意义的“圣贤”人物，用他当时的话来讲，“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据此，他当时崇拜的是康德、托尔斯泰这些“大革命哲学家，大伦理革命家”，是谭嗣同、陈独秀这些“真理所在，毫无旁顾”的“魄力颇雄大”者。(14) 兵戎相见的拿破仑，固然“魄力颇雄大”，但毛泽东当时还不觉得他有“真理所在”，故而也难成为他心目中的正面英雄。不唯如此，一旦联系中国的现实，毛泽东甚至把拿破仑视做虽势焰熏灼却最终败亡的反面枭雄。例如，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毛泽东便把袁世凯比做拿破仑，进而认为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懂历史，没有汲取中外历史上“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15)。 拿破仑作为专制和靠武力说话的人格形象，在毛泽东那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印记是比较普遍的。因为他们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思想动因，便是反对军阀的压制和列强的侵略，拿破仑靠武力称霸之举，很容易使他们联想到中国所处的现实。因此，直到1943年，周恩来在批判蒋介石专制统治时，还讲到蒋介石所为，是近代“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16) 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周恩来当过政治部主任，让黄埔生读《拿破仑传》，当为不虚之事。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军阀，也多少想学拿破仑，但多少也歪曲了拿破仑。拿破仑是有主义的，而绝大多数军阀没有主义，他们只看到拿破仑拥有的枪杆子。唯有点像拿破仑的是蒋介石，他有主义，也有枪杆子。中国共产党早年恰恰是只要主义和群众，而没有特别重视枪杆子，因此吃了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