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97(2011)02-0028-08 一、问题的提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上，分别发表演讲，讨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问题。其中，毛泽东的演讲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周刊发表，在《解放》发表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中共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为主，对文化问题向来很少发表议论，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哲学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设想，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论者评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认识的成熟，“克服了文化民族主义者、西化论者以及其他各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贯偏颇”，“既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指导纲领，同时又为国人进行民族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光明而正确的方向”。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讲中，毛泽东和张闻天虽然对新文化属性的界定有些许差别，但都将首要属性定位为“民族的”，承认新文化的民族性，肯定中国文化。观诸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的演进，新文化具有科学与大众(民主)两大属性，这一观点承续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张闻天等加以重新强调，也顺理成章；而明确承认文化的民族性，承认中国文化的相对独特性，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却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因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承认文化民族性命题，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将新文化的首要属性就界定为“民族的”，不仅公开承认文化民族性命题，还将其作为新文化的首要属性和特征予以肯定和追求，这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创新意义十分重大。 思想是对话的产物，而非独白式的玄思。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也不例外，毛泽东自谓其《新民主主义论》“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②即是证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文化民族性命题，我们需要回答如下问题：中共对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文化从不承认到承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发展过程？其中有哪些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立场转换？对这一立场转换应该作何评价？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梳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相关思想流派关于文化民族性命题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民族性命题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其中的文化哲学的演变过程，展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其他相关思想流派和不同主张之间的对话过程。 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看法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对文化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发表了大量论述，对文化问题最具发言权。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们只是偶尔论及文化问题，对其并不重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附属的而非本体的，革命的中心不在文化领域，文化革命不过是经济革命的附属品；经济基础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民族性，由其决定的文化也就不具备什么独特的民族性。是否有所谓“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存有疑问的问题。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③李大钊将经济决定论称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第一学说”。陈独秀也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他在分析中国文化没落的原因时认为，中国“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动摇起来”④。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问题的总解决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文化问题由于其附属性而不能成为革命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但强调文化的阶级性。陈独秀提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钝，没有空间上的地域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私心、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⑤恽代英说：“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绝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⑥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保护中国文化是与革命和进步的要求相对立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文化这个以地域为指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仍处于前现代的落后文化的一个别称而已，“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⑦陈独秀严厉批判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认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的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⑧对于国学，陈独秀更是激烈反对：“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