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4-0019-08 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个看似古老实际上尚欠深入探讨和发掘的课题。说它看似古老，是因为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一问题。不论是从历史视角论述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和演变的，如章百家的《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还是从毛泽东外交的某一特点出发进行研究的，如胡长水的《毛泽东“武装和平共处”思想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从毛泽东三个时段外交战略的得失出发进行分析的，如颜永琪的《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1期)等，莫不如此。说它尚欠深入探讨和发掘，是因为多数相关论述，或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反意识形态前提下，把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当做一个可对照和被批评的对象和参照，或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作为一个附带的争议点，均欠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论述和探讨。少数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毛泽东外交的，也仅是从意识形态与某一个别事件，或是意识形态与毛泽东外交的某一方面的关系来论述其影响，诸如栾景河的《中苏分裂：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3期)，李才义的《论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等，因而仍然缺乏对这一因素基本属性、地位、特征及其深层次影响的系统分析和探讨。笔者试对此作一些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一、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外交学中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政治思想、理论、信仰和政治观念等”。①它与大多数人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基本吻合，其最主要的内容是政治价值观，并深深植根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中。 外交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单从价值观考量，多数政治家都会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美好的和善良的东西予以坚持，而对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丑恶的东西，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而当代民主国家的民众则更会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支持或反对本国政府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从而给决策者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动力或压力。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受到更为重要的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而不能不在政治价值观，也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其他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意识形态在国家整体外交利益中的地位的看法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外交决策上的表现。 中外学者大多认同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我国学者多从国家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出发，阐述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同的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主权国家在开放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其决策主体所认定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②著名学者阎学通也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力和受益点。它反映这个国家国民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在物质上主要指安全和发展，在精神上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以及价值观等。③俞源甚至直接指出：“在对外关系中，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利用国家政权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利益，比如要维护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会运用外交，甚至军事手段扩展自身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④这些都清楚地指明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精神利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外交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西方学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源于认同，而认同又包含文化和信仰两部分。在这里，文化是指价值和机构，信仰则是“普遍的意会和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⑤约瑟夫·乃认为：“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价值观，如民主和人权，假如公众感到这些价值观对他们的属性和特性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们愿意承担代价去促进这些价值。”⑥ 在实践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在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如果太大就会发展成为革命主义外交。革命主义外交范式的分析是一种阶级分析方法，它依据经济条件来理解现实的世界体系。它认为现实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两大阶级或两大地区所组成。 而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则往往从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出发，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势，这是西方国家自诩他们的政体为“自由和民主”象征的必然结果。如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和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等，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外交的一种较为极端的例子。而克林顿政府也曾把“推进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作为其外交的三根支柱之一。 即使是中等国家，甚至是弱小的国家，也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选择本国的盟国，并以警惕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的敌对者。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后，许多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持续怀有狐疑心态的根本原因。就连极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也会坚决维护本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反对其他大国的干涉。众所周知，邓小平坚定地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主义外交，但面对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制裁和颠覆，他仍然坚定地宣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并指责西方“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⑦这表明意识形态在邓小平外交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是缺少了毛泽东时期的进攻性而已。因此，本国的价值观始终是政治家“认识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基础，是他们对本国和其他国家态度和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