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1)03-0091-09 依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四个朋友”中，只有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然成员，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均必须灭失其存在。唯其如此，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都是毛泽东晚年政治抉择的合逻辑的发展，而非学术界通常所谓的理论迷失或行为失范。 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以阶级斗争为纲 青年毛泽东尝言：“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那么何种社会组织是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呢？就是并且只能是异质性的社会共同体。本文所谓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是指由既拥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又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多个利益集团组成的同一个共同体：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才有必要建立某种政治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又是因为它们所拥有的根本利益相同，所以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的政治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1952年以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本人就正是从此角度来把握民主政治与异质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所习用的理论范式中，与本文所谓异质共同体等义的概念是其所谓人民。而其时他所谓的人民就是指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继而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则是“四个朋友”共同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始自1953年，晚年毛泽东开始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由此他不再承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而是宣布“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而正是由于坚持以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理想中的中国人民就不再是一个由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构成的异质共同体，而只能是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共同体。而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据此尖锐地批评过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认为此法是企图通过“溶共”手段，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异质共同体变成为国民党一家的同质共同体。然而经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毛泽东企图在当代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同质共同体。关于此他说得极明确：中国有五张皮，头三张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后两张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在了。”而所有制的存在是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本身不过是所有制的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就如同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无存在的地位并且已经灭亡那样，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没有存在的地位并且行将灭亡。既如此，曾经由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组成的异质共同体，当然也就只能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变而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而变成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共同体了。不过，“中国六亿人口，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而“一千零七十三万”共产党员和“一千二百万”工人阶级全部加起来也不足六亿人口的5％。既如此，何以毛泽东就敢于宣称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模式便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呢？对此他强调，他并非不顾及非工人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而是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具体说来，就是他打算在所有制改造中对非工人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实行“阶级消灭、个人存在”的政策。即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在整体上予以消灭，而将其成员作为个体保存下来，进而将其逐步改造成为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即和农民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为工人阶级”。进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慢慢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1](P416)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出于维系异质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处理“四个朋友”关系的政治原则当是以阶级合作为要，那么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于建立同质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政治原则就只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其实认定“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曾改变的信念。早在投身中国革命的第一天起，他的政治界线就十分清楚：“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所谓敌人指的是三座大山，所谓同盟者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而所谓自己人则仅仅是指工人阶级而言的。至于其时他所以强调在“四个朋友”之间“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要提”，无非是因为国共相争、胜负未卜，毛泽东不能不持一种“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策略”。俟胜负已成定局，他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大大方方“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2](P23、186、145)等到了1952年底，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行将发动之际，他便果然在党内正式打招呼：“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P458)当然，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亦曾召开中共八大宣布，由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已经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然而，毛泽东在客观上有可能完成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此一转换吗？根本不可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变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既有社会利益格局，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中国城乡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社会风潮，一时间不仅农村“闹”退社、工厂“闹”罢工、学校“闹”罢课之类的“人民闹事”事件接连发生，而且“闹事”的“人民”甚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执政党和政府“请愿”施压。[4](P278-371)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实际上他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所谓的“人民闹事”与所有制改造乃至与“新的生产关系”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仅仅认为“闹事”的原因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可是在1957年夏季的党内整风中，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们并非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满足于批评中共党政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对他本人经所有制改造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共管理国家的体制与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政治批评。正是由于此种批评在政治上的尖锐性，加上几乎与此同时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及波匈事件的刺激，就使得固执于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懈的毛泽东，将一次本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并且在运动之后他又给出如下政治判断：尽管“1956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唯其如此，“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对的提法只能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P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