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1-0004-08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抵御执政风险问题就成为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抵御执政风险问题，阐发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不仅为化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执政风险提供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导，而且对于新形势下抵御执政风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正确判断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风险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执政风险也随即而来。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面临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也有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这些风险虽然表现在多方面，但不外乎两种基本的风险源，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执政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执政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毛泽东科学地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入手，提高党抵御风险的能力，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 毛泽东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这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在讲话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有“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预计的情况，都是对执政党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严重削弱，甚至会造成致命伤。其中，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针对“两个预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在讲到“两个务必”时，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3]不要成为戈尔洛夫①。这就是要以奋发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使党始终保持活力。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4]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4](p.179)针对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并告诫说，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5]中共中央在《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6]这场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1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的近40%；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4](pp.186～187)一些重大典型案件得到果断而及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薛昆山、宋德贵等一批特大贪污犯被处决。“三反”运动后，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7]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用“风险”一词，但在他看来，党内腐化问题就是最具威胁的执政风险。毛泽东对党执政主要风险源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他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早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就阐明了这种唯物辩证思维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8]这可以作为理解他高度重视党内风险源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