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1)01-0069-05 自汉武帝推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真正成为了维护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统治和禁锢人们思想行动的最强且最有效的工具。这也就决定了始创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不断被一代又一代诸子名儒所重视、充实、发展、细化，继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 1893年毛泽东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时值清朝末年。那是一个将儒家思想尊为正统的封建时代，人们的言行举止皆被严格限定于由儒家思想为中心所构建出的条条框框之中，“不逾矩”为世人称颂。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代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他的成长自然沉浸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和价值观的熏陶之中。 这样的成长轨迹，按理毛泽东应该成为一个当时最常见的迂腐秀才，但从他的生命历程来看，毛泽东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晚年发起了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强烈否定的思想运动。从尊儒到贬儒，这样的转变缘何而来？对儒家思想是单纯的继承还是批判的继承？其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讨。 一、少年时期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机械式尊崇信服” 如前所言，毛泽东生在一个将儒家思想尊为正统的封建时代，少年时期接受的是那个时代最为传统的私塾教育。虽然在当时清朝统治机构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围绕守旧与维新之争的大辩论，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农村地区，信息滞后、闭塞，以至于许多新思想未能给毛泽东幼年生活带来改变和影响。 自8岁入南岸私塾就读以后，毛泽东启蒙于《三字经》、《论语》等儒家幼儿学前读物，1904年转到韶山关公桥私塾后，开始系统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1905年至1906年复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埋首于《公羊春秋》、《左传》等一系列经史中。经年累月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使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自发地产生了“机械式尊崇信服”，即对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进行机械记忆后，年幼的毛泽东并没有能力去辩证看待自己所学的知识，因而会对儒家极为尊崇的圣人孔子产生机械式的尊崇信服。这一点在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友人斯诺的谈话中有所提及：“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读了六年，可是不到位。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 少年时期的这些机械式记忆的印迹，毛泽东终其一生也难以抹去。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选集》作了一次统计，说其中所引用的全部语录里面，儒学和新儒学所占的比重达到22%，居各种语录之首。[2]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儒家思想更多的是迫于那个时代尊儒、尚儒的形势而被动地对其进行的有限接受，并非发自内心的信服。当时，毛泽东正处于一个迥异于儒家经典著作宣扬的现实社会：内忧频繁，外患不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饱受剥削与压迫。正是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逐步瓦解了毛泽东对儒家思想依稀产生的“机械式尊崇信服”，引发出少年毛泽东心中懵懂的对儒家思想的质疑。这为后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二、五四运动后至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结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的随笔、论文和友人书信来看，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热衷于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继承了儒家思想形式上的具体框架，而对于实质内容大加鞭挞，更倾向于运用当时所学去填充他所继承下来的形式上的框架。尽管少年时期的“正统”烙印无法磨灭，但自走出乡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逐渐有了质的转变，特别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俄国于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事件，给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可以说，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做法。这样一来，不仅能涤荡儒家思想中的腐朽糟粕，而且能批判地汲取其中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养分和精华。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总的来看，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儒家“伦理”思想 前文提到毛泽东本人继承了儒家思想形式上的具体框架，而儒家“伦理”思想，正是其中最能起到深刻影响中国人民作用的支架。正因看到了这一“支架”强有力的作用，他屡屡与周边友人探讨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改革的必要性。1917年7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的这种“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的思想传播并未止步于此。时隔一个月，毛泽东与张昆弟相约畅游湘江之后一同前往蔡和森家，三人再次围绕其伦理革命的主张进行交流。他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4] 毛泽东认为个人意志是一切人类改良计划的关键所在，既肯定了个人在自然规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了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儒家伦理模式中对意志和自我修养的看法，但这种继承的前提在于，能否把它们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始终以革命为首要的服务对象。意志与自我修养，尽管在毛泽东有关人的行动和人的意识变化的思想中占有首要地位，但它们都服务于毛泽东的目的，服务于革命意识的创造，而不是被导向为儒家称颂的对圣贤和血缘宗室盲目服从的关系。就这一意义而言，毛泽东颠覆了儒家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观，从当时武装革命的需要出发摒弃了儒家思想中诸如“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消极因素，在吸收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同时，创造出符合革命建设实际的新的伦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