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1)01-0031-06 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载体，体现着一个民族发展的文明程度。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化的新文化，使中华民族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当代，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渗合更加密切，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的蓬勃展开，文化建设亦出现了新的热潮。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重新学习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及其文化观，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仅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简要勾勒毛泽东的文化观，请同仁们指正。 一、毛泽东是历史文化的巨人 毛泽东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向社会的。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融合中，他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和辩证的认识，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笔记小说，无所不读。他对西方民主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苦读和吸取。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拿起笔进行战斗；中国革命的大潮把他推到了革命的最前列。他拿起枪进行战斗，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拿枪战斗的同时，他始终注重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领导文武两条战线，从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文化建设，希望尽快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面貌，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他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讲演和写作的天才，记忆力异乎常人”。他“熟读世界历史”，“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他“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不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也读过一些古典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1](pp.65-68)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他酷爱读书，刻苦学习，手不释卷，终生以书为伴，以书为乐，是伟大的学问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他记忆力过人，中国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他在讲话、谈话、著文、审改文章、批阅文件时，中国的历史事件、成语典故、佳句名言，以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等均能信手拈来，且十分贴切，意蕴深刻。他学说之渊博、记忆力之超强令一些学者感到敬佩、惊叹。如，1957年3月，他同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当有位作家说到文艺批评时，他说：“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2](p.256)毛泽东引用“文选”序言中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句未必能为一般文学家和文学史家随口道出，即使能道出，也未必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毛泽东雄才大略、博古通今、智慧深邃、远见卓识，集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学问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的这一优点和特点，使得他的文化观既不同于一般革命家、政治家的文化观，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家、文化学家和学问家的文化观，而是兼有两者优点的独特的文化观。他的文化观既着眼于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而非仅仅囿于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了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非仅仅只是指导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二、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 近代以来，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文化争论，而这种争论，归根结底是文化观上的争论。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恳切地忠告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客观的原因”，[3](p.372)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瞿秋白在批判东方文化派时以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理论来解释文化，并指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态，必定弄得头晕眼暗。”[4](p.20)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研究文化，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决定论。 文化观对文化的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不同的文化观必然会在文化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是他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旨在全面阐述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重点则是文化纲领。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关系切入，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5](pp.663-664)他接着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5](p.66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鲜明地表明，他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彻底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既区别于文化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又不同于否定意识、政治能动反作用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他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文化的本质，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实践性，表明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有新旧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