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1-0051-08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辩证法理论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政治色彩，不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依据，其辩证思考也往往具体转化成了各种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并大多体现在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领域，体现在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诸种政策的构成中，从而充分表现出这种辩证哲学所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和明显的方法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即使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纯”哲学著作，但只要读过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够大体领略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质、精华和主要内容，因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发挥，对自己的哲学见解的阐述，不仅见诸他的哲学著作中，而且更多地见诸他的非哲学著作中，见诸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中。 毛泽东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定种种方针、政策、策略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思考问题，巧妙地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实际工作的辩证思考更丰富、更充分、更广泛地表现出他的辩证法理论。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探究而揭示出他的辩证法理论的丰富性，会使我们更进一步接近并领会毛泽东思维辩证法的真谛。 一、从“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求实精神 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的辩证法奠立于求实精神基础之上，这种求实精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解释就是：“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P583)。毛泽东不仅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且还认为人们所犯错误之认识论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2](P1308)。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求实精神，方才使得毛泽东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制定出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从“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大部分时间，尤其见之于他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中。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状出发，从中国社会各阶级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和所抱不同政治态度的如实分析出发，进而认清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或朋友，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或攻击对象，以揭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详细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P9)。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阵线的这种清晰划分，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又例如，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和对外没有独立主权的国情，确立了中国革命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斗争策略，并根据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与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力量强大而内部分裂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指出可以先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逐渐扩大革命势力，最后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总的革命目标。可见，坚持从实际出发，才使毛泽东找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嘲笑那些曾经险些葬送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者，并从哲学角度对他们制定政策的方法做了深刻的批判。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着重强调：“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4](P339)。毛泽东进而批评当时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说“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4](P340)。他宣称主观主义者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都“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4](P344)。主观主义者只有一个改造中国的主观愿望，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4](P344)。由此可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到全体”——全面性思想 辩证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也就是达到对事物的全面性认识，而提倡全面地看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制定政策时所一贯强调的。这种全面性就是：看事情不但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但了解局部，还要了解全体；不但知道己方，还要知道彼方；不但懂得现状，还要懂得历史。总之，它要做到像列宁所说的，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反对片面，力求达到全面、系统，这样的范例在毛泽东那里屡见不鲜。1938年制定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方针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毛泽东着眼当时中日两国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实力及其消长等诸因素，将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和综合，从而得出中国能以持久战打败日本的结论。他首先把中日战争放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来观察，接着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很强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的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很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在整个国际上却是寡助的，而中国则会得到国际的广大援助，等等。中日双方的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5](P450)。由于对中日战争达到了全面性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抗日军队制定出用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正确战略方针，并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