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22－0067－03 2000年，一部由“新左派”策划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引起轰动，具有左派符号意义的格瓦拉被推上文艺舞台，标志着“新左派”们已不满足于在理论界的言说与争论，正身体力行地将学说向民间推广，争取更多支持。同样，“新左派”也利用既有学术范式对毛泽东进行了解读，本文选取其主要代表性言论给予介绍和评论，在鼓励和支持毛泽东研究多角度深入的同时，期待对历史事件后果的评价仍然能够站稳立场，坚守原则。 一、中国“新左派”的由来和主要观点 在中国，“新左派”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它一登场就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潮，它直接针对的是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张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这两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批评性话语的特质，反映出新左派的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中国的“新左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他们大都有留学背景，以西方左翼社会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公平与平等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1]“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拷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 “新左派”思潮的特点之一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现成理论，舶来的理论观点比比皆是；特点之二是民间性，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多有出入；特点之三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很少有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新左派”的，另一些看法又和自由主义接近，同属“新左派”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时会大相径庭。 二、中国“新左派”对毛泽东的解读 （一）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解读 汪晖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 汪晖进而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现代化的努力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历史矛盾。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汪晖分析了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实践中的不可兼顾性，在肯定毛泽东探索勇气的同时，也看到了拒绝理性的迷离，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处于两难之中的毛泽东。 旷新年也认同毛泽东对现代化目标的锁定。他认为，虽然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家的目标。并且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3]旷新年很欣赏毛泽东的现代化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做法。 可见，“新左派”肯定了毛泽东是现代化的积极追求者，并且走出了一条特殊的、可敬的道路，批判性是其典型特征。 （二）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解读 “新左派”热衷于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和制约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趋势。在这一点上，“新左派”高度认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 旷新年指出[3]：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用“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说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旷新年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积极的，赋予阶级斗争以打击官僚主义的炫目色彩，同时也对严重后果进行了否定，无疑充满对不良效果的惋惜和良好效果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