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治国方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历史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在毛泽东的治国思想中处在什么位置？它究竟是怎样产生形成的？用什么标准划分其形成的不同阶段？怎样认识党内高层在贯彻这个方略过程中的分歧？等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晚年毛泽东，更深入地研究文化大革命。 一、“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的萌芽（1956年以前） 由于“抓革命、促生产”试图解决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因此，它在毛泽东的治国思想中属于宏观层面的内容，涵盖并被实际贯彻到各行各业，不能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①，而应称之为毛泽东的治国方略。 “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方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提出的，但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来看，这个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实际上就已经萌芽。早在1943年10月，毛泽东就初步表达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他认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②。 从1949年到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与此同时，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深刻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关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设想，开始酝酿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审阅修改这个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时明确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防止反革命复辟，巩固人民政权。③ 他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两种革命——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制度革命和由手工业生产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技术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④ 可见，这条总路线的基本要求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与工业化同时并举。 1955年秋，毛泽东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 的命题，反映了他对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主次关系的认识与“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思想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⑥ 同年12月8日，他在与全国工商联部分代表座谈时，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革命”的基本含义和目的：“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⑦ 随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用“不断革命”概括总结了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⑧ 毛泽东关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从理论上看是“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形成的理论基础；从实践上看又是毛泽东成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法和策略，是“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形成的经验基础；从思想发展的进程看，它们表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元素在50年代前期已经问世，但还只是表达了二者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没有上升到治国原则的高度去认识。因此，这个治国方略此时还处在“萌芽阶段”。 二、“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的初步形成（1957—1963年） 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随着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治国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工作重心逐渐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就是说，50年代末以后，他在努力构思一个既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能发展生产力的治国方略。“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初步形成的。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论断。基于这种论断，大会决议明确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再次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⑨ 但是，在国内外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随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⑩ 这表明，在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在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从组织程序上正式完成了这个改变，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