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3－0040－07 中国共产党近九十年的实践表明，党自成立以来开辟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条是以井冈山道路为标志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一条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探索设计完成的；第二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辟、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大以来的党的领导集体继续接力、在今后还将在实践中由党的新的领导集体继续发展和加以完成。 两条道路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第一条道路是第二条道路的前提，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开辟第二条道路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毛泽东的探索出现一些失误，甚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就否认他的艰苦探索，否定他的探索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取得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呢？ 一、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对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他说，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1]P315在七大口头报告中他还说：“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1]P394 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必然结果。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1]P33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是在总结了“从城市到乡村”此路不通后，才从中国实际出发，改走“从乡村到城市”道路的。 建国后，到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进行？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完全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建国初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照搬俄国人创造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照苏联模式搞的。胡乔木后来指出：“向苏联学习，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当时难免发生照搬照抄，所以后来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2]P22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阴暗面，毛泽东因而更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以苏为鉴”、“少走弯路”、创造中国自己的道路问题。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对苏联经验和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P41他说，“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231957年他指出，“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建设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4] 1959年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建设，我们都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63年他谈到，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没有了先生，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模式。从1956年起，他更想避免走苏联的“弯路”，根据中国实际走出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二、创造“新的理论”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5]P204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P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