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风 北戴河对话几乎涉及了90年代文化界的所有热点问题，虽是对话，但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总结的意味，至少是比较集中地表述了对话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参预对话的人有些是我素来尊敬的前辈如邵燕祥、何西来先生，也有的是朋友如白烨先生。他们的对话我没有都看到，只读到了3篇，他们的有些意见是很好的，如关于知识分子压力集团的看法等，但从整体上看，这次对话的基本意见是过去王蒙先生的，也就是说，对话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广，但评价基本用的是王蒙的立场，或者说与王蒙意见非常接近的刘心武的立场。 发生在90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争论中，王蒙是有代表性的一方，他的意见大体代表了80年代中国作家中的改革派，这批人以1957年的右派为主，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者，也是在固有单位中获得重要位置的人。80年代末，他们纷纷离开了曾经占据的位置，由官场而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疏远了，但并未完全隔绝，他们中的许多人视王蒙为领袖，以他的言论为进退的基本选择，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但许多人是这样的。由官场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忽视了这个经历，单就每个人的言论做出评价，显然是肤浅的。在当年王蒙他们活跃的时候，青年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以能和他们为伍感到自豪的。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的“稀粥大战”为止。据我所知在王蒙陷入“稀粥大战”时，后来与王蒙产生分歧的作家、评论家都是同情支持王蒙的，可惜当时的表达空间有局限，大家只能私下议论而已。但王蒙在人文精神争论时，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对当年在道义上支持过他的年轻人（他们对这种支持至今不悔）冷嘲热讽，显得很不仗义。现在回想起来，年轻人还是幼稚，如果我们能早一点联系王蒙青年时的经历及他在80年代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前的许多言论来观察他，就会明白他本来就不是愿意自觉选择民间立场的人，他后来的民间立场是被迫的，由不得他，实际上他也只是有一点民间色彩，而不是彻底的民间化，这使曾经对王蒙存有幻想的年轻人失望了，或者说绝望了。在人文精神论战中，年轻人之所以对王蒙表示了那么强烈的反感，根本原因是他始终没有明白年轻人，或者说发起人文精神论战的那些知识分子要的是什么东西，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用不着多说的，因为有许多话一说就那个了。 北戴河对话对王蒙、刘心武的言论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对王朔也是欣赏的，而对张承志则持有异议。这种价值取向，我以为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简单说，就是你到底要什么。 王朔的作品，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但他对自己所要的东西有很低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存标准，对那些有理想的人来说，这个标准已不是判断社会进步的尺度，在许多人看来，王朔拍摄《红樱桃》的背景是他们在道义上无法接受的，不管后来电影拍得如何。他们要求的不是生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吃有喝，而是整个精神的自由，而这个要求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是需要一点气节的，就是说，有些事情，给再多的钱也是不能做的，而王朔从始到终与人们对他的判断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许多虚伪的东西，但他从不敢嘲笑专制，不敢抗议极权，因为只是在弱者身上捅刀子（当然也该捅），但回避了最该捅的，在品格上就等而下之了。王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王朔，而忽视了更多人的精神自由。 年轻人对张承志也不是没有看法的，我曾经很留意过他早年的经历，也读过他在清华附中的同学仲维光对他的分析批评的文章。但我个人的评价是一回事，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又是一回事。我理解，多数人看重的是他身上的反叛精神，这很可贵，我们不能一听反叛精神就往红卫兵身上想，就往奥姆真理教和原教旨主义那里想，这就把真问题搅混了，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最缺的不就是彻底的反叛精神和独立人格吗？我们要反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还需要再解释吗？我们的反叛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其它，倾心于顾准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家本来得到的东西就不多，但王蒙、刘心武等人却常常以自己的处境去判断问题，甚至评价社会进步，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感到今天已无什么限制，自己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这可能是真实的感受，也可能是事实，但这是井底之蛙的观察，我们要的不是井那么大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