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及文学活动时，一般是用两阶段来表述，即文学创作——文学阅读。而实际上由作者的创作到读者的阅读之间，往往横亘了一个中介：文学传播。它包括作品的出版、发行、吟诵、表演等等。不同的传播方式导致的阅读效果是大为不同的，由此可以回溯到：作者创作时对以何种方式来传播也会有一个心理预期，从而使得他的创作会作出某种调整。鉴于文学传播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有必要对它的特性加以审视。 笔者认为，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的批评性。说到文学批评，人们大多只想到批评家，认为那是批评家的或至少也是由某种人来进行的活动；但是，并非行为主体的文学传播，其实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廓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文学传播的特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作为一种评价的文学传播 文学批评是围绕着文学作品而进行的一种释评工作，它包括几个方面的功能。奥尔德里奇认为，“艺术谈论有种种不同的逻辑方式。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这个总的类别，包含了三种逻辑方法：描述、解释和评价。”[①]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也指出，批评家的“使命可以有三种：说明、解释与判断”[②]。两者在用词上或许有些差异，但在实际的内容涵括上是大致相通的。如果说文学批评要有这三个方面才能算文学批评的话，那么可以说文学传播也可以体现出这三个方面的功能。 事实告诉我们，文学传播的评价功能是最为显著的。一部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范围如何，直接反映出该作品的知名度和社会反响，而这一点就是一种客观化的评价。在作者创作时有一个阅读预期，其中就包括读者对其作品的反应：如果作品没有什么人来读，其反应就较弱，反之就较强。当我们把未以任何方式发表的作品的社会反响定为零的话，那么它的传播速度、范围越大，其社会反响的强度也就应是趋向于越大的数值。 文学传播的状况是可以用量化的指标来标定的，如一部小说的印数，它在图书馆中被人借阅的频率，以及它的改编为影视作品，它的译介状况等等，都可以说明传播的情形。文学作品在传播后的效果本身就体现出了社会对作品的或一评价；如一部作品达到了让人耳熟能详的程度，那就说明它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不过，正像批评的评价可以有正面也可以有负面的一样，作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体现出两种维度，即正面的和负面的。北宋时柳永的词语言清新、情感真挚，颇受读者青睐。相传，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③]。这就是说，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人吟诵柳永的词作；这在古代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时代，在世作者的作品能够达到这一覆盖面是相当不易的。对于这一状况，我们可以从柳永词作的脍炙人口上来认识，反过来也可以从它的通俗化，不登大雅之堂，并且未能达到儒家规范“发乎情，止乎礼义”上来看待它，而这样来认识柳词的人也确实是有的。当时有人向朝廷举荐柳永，说以他的文才可以胜任相应官职，而宋仁宗却批曰：“且去填词。”在这一批语中，可以明显地见出朝廷对它的轻慢态度。 文学传播作为一种评价体现出较为中立的倾向，人们可以这样来看，也可以那样来看，远比文学批评中评价的倾向性弱；但是，文学传播毕竟也是一种人的操作下的活动，因此也就可以见出人的一些影响。在传播过程中，甚至一些并非人有意而为之的举措，也可以产生极有影响的评价力量。阿诺德·豪塞尔曾说过一次音乐会演奏中的状况：“1837年的时候，在一次音乐会上演出了两位音乐家的作品，一个是贝多芬的三重奏，另一个是名叫毕克西的作品，但在节目单上两位作曲家的名字被颠倒了，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三重奏时，听众以为是毕克西的作品，反应极其冷淡；但当乐队演奏毕克西的作品时，听众却以为是贝多芬的，因而掌声雷动。”[④]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播的影响是何等强大！由于节目单的错误，贝多芬和毕克西受到了听众相悖的礼遇，而这礼遇在听众本是以为给的另一个人。这或许也可以归咎于听众鉴赏力的匮乏，可是音乐市场就是靠着广大普通听众来支持的，所以节目单的误导才是评价错位的根本原因。 文学传播的评价性可以包含有批评家和一般读者的评价。当一部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后，那么这一作品在其他人再来阅读时，就也有已经阅读者的评价的诱导在起作用，可以说在其他人阅读前就大体有了一个对所读作品的评价定位。另外，文学传播的评价作用也往往会成为批评中评价的一个对象。一部作品无人问津或“洛阳纸贵”的反差，就是一个值得文学批评者去评价的问题。 二、作为一种阐释的文学传播 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阐释，它涉及的主要是文学作品意义的揭橥。在近代，文学批评逐渐走向专门化的轨道。文学批评作为评价示范的力量虽有所减弱，却反过来使得它作为阐释的功能大为突出和强化起来。就个别批评家来说，他在批评上的建树主要是靠他对某一部或某一类作品的阐释来证实他的见解。如赫尔岑提出的俄国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的意义，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中，提炼出复调小说理论和文本的对话性意义等，都主要地是由阐释文学意义的方面来体现出其批评见解。就总体来说，则20世纪以来的文艺学建设，尤其是批评学的建设，也是把意义阐释作为焦点的。其中阐释学文学批评是直接研讨意义的学问，而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则是在论述文学“形式”的。这里，对文学批评的评价功能则没有多少提及。 文学传播的阐释功能是在近代以来有所增强的。与文学批评所不同的是，批评是以弱化评价而突出了阐释，传播则是评价功能并未减弱，但由于传播中人为操作的痕迹越益增强，这使得它在阐释上的作用 突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