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日益成为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它的紧迫性表现为现实的强烈需求；它的艰巨性表现为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近十年来，文学理论界许多人为此付出了顽强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深入探究和解决的问题。为了推动文艺理论界在现有基础上更扎实地前进，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对当前一这一重要文学理论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成绩予以初步分析，以就教于关心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同行和专家们。 一、简要历史回顾的启示 我想把新时期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活动的发轫期定在1984年，其基本标志是钱学森从这年起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和左翼理论家如瞿秋白、鲁迅、成仿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蒋光慈、冯雪峰、胡风、周扬、巴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结合，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到了四十年代，以《新民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 不过，今天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创作和理论的活跃和驳杂，原有的理论形态亟须根据新的实践和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调整、充实、发展和更新。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既保持活力又能获得与世界文艺科学对话的权力，既能面向未来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气质，既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又不丧失我们固有的立足点，这就成了每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和回答的课题。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从1984年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于1986年第1 期《文艺研究》上登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从此拉开了一场大讨论的序幕。钱老高层建瓴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有理有据地强调了科学的整体性，并认为“社会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文艺理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就是美学”。在他看来，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一门工作，都不是哪一门科学可以单独解决的，而需要运用各门学科有用的东西一起作用，才能奏效。他提出了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坚持认为方法是第二位的，根本的认识——立场和观点才是第一位的；还指出，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改变原来理论的正确与不正确。因此，“文艺理论要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文艺理论观点上，同时为了研究的需要引用现代所有的有效方法。就是说，你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的，即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先树立正确的理论观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只有教学符号、概念术语，那么你的所谓方法是空的”〔1〕。 他还就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技术美学、人工智能、文艺预测等问题，发表了意见。钱学森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讲话，视野开阔，系统缜密，既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又“不迷信书本上的东西”，对紧接下来的一场持续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讨论带有明显的导向和示范意义。 1986年11月，全国高校首届文艺学会在充满南国风情的海口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判断当前文艺理论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思考和探讨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体系和新形态。尽管与会者普遍感到我国现代文艺学走过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道路以后，开始一场变革和更新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如何在这场变动中找准自己的理论坐标，显然存在分歧。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后来汇集成书出版〔2〕， 其中就有这样题目的文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命运》等，说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已经提到了某些高校教师的科研日程。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多样亦多元的局面：有的向主体论发展，有的向形式论发展，有的向心理学方向发展，有的向读者接受理论发展，有的力图在批评方法和名词概念上翻新。古老而年轻的文艺学王国里，每一条路上都有人在迅跑，每一块土地都有人在耕耘。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有一批中青年美学、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3〕， 他们结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沙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发展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沉着应战，认真思索，力求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和办法，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他们于1987年7 月的《文论报》上发表了一组“创造性地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笔谈，其后又于1988年撰写一组“革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文章，刊登在1989年第1期的《天津社会科学》上。 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敏感、自觉和热情，在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建设史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从时间上看，1988年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探讨的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间，发表的有关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且有一定质量和学术代表性的论文就有20多篇，内容涉及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辨析，艺术生产理论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与新课题，以及这一理论的“中国特色”和“现代化”等问题〔4〕。 这其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和《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改革的思考》〔5〕两篇文章。 由于该作者首次在理论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需要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改换自己理论形态模式问题，并初步论证了“当代形态”产生的历史根由和逻辑前提，对“当代形态”的面貌作了大胆的设想，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冲击力，引来了在《求是》、《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杂志上讨论和商榷的文字。〔6〕这场讨论是有意义的， 它一方面补充和纠正了“当代形态”命题中的弱点和缺点，另一方面对如何推进“当代形态”建设加深了理性认识。这场讨论，实质上完全是围绕着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思路进行的。从此，“当代形态”基本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概念，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其后的一些论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