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被称为一个批评的时代，诸种理论范式、批评话语千帆相竞、百舸争流，批评日益成为凌驾于创作之上的又一门“艺术”。这正如诗人R ·雅雷尔所言：“批评在一开始是为艺术品而存在的谦卑的不入流的东西……而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成了艺术品为之存在的东西了。”〔1〕面对蜂拥而至的批评浪潮，中国传统以“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为审美理想的感悟印象式批评早已被打断，而建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学批评也暴露出严重缺陷。因此，面临来自外部（世界）与来自自身（传统）的双向冲击，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独特的文学批评便成为近年来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了。在与西方对照进行共时性思考的同时，采用历时性角度反观中国新文学批评自王国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理论与批评等不同范畴体系间的相互沟通上所取得的成就，这对建设当今的批评话语将是十分有益的。 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除了王国维、周作人、李健吾这些被谈论了很久的批评“大家”之外，还有一位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宗岱，这位集理论家、翻译家、批评家及诗人为一身的才子，被称为是“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了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特点与关系，是我国象征诗派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2〕他的作品不多，大都收入《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本理论文集，但翻开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一股独特、丰盈、热烈的气息便会扑面而至，其中他对中西诗学的精深理解尤其是在二者的汇通熔合上作出的努力以及在批评艺术化方面显示的个性，令人叹服。有人称：“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便却能以质取胜，抵抗得住时间尘埃的侵蚀。”〔3〕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这位极富特色的理论批评家并没有被充分关注，他的“纯诗”理论〔4〕、 “契合”说〔5〕虽有专著提及， 他作为一个象征诗派理论家或“京派批家”的地位也得到首肯〔6〕，甚至其晚年制药的经历也引起过研究者的兴趣〔7〕，但是他在中西诗学对话中采用的具体策略和独特的批评方式却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从两方面考察梁宗岱的理论批评实践：一、在中西诗学汇通之处他自身诗学体系的建构方式；二、在理论化批评与艺术化批评的张力中其所处的位置。并以此透视出一条在“古今中外”四方对话中可行的途径，作为解决今天批评病症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基于此种目的，对于梁氏以象征主义为核心的诗学理论具体内容及其批评观点，本文将不着重予以阐发。 二、共相与误读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中西两种诗学体系的相互碰撞下产生的，王国维以其天才的批评实践“把西方新观念融入中国旧传统，为中国旧文学开拓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批评途径。”〔8〕这之后， 朱光潜依据直觉美学对诗歌理论的探索、李健吾对印象主义批评的借鉴，以及茅盾师承从泰纳到左拉的自然主义观点，都是立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融汇之上的。梁宗岱也不例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二者尽量吸取，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明目张胆去模仿西洋。”〔9〕然而如何吸收，如何贯通，如何融化， 他不同于旁人的独特之处正表现在其选取的策略和方式之中。 梁宗岱曾在法国结识象征主义大诗人瓦雷里，瓦雷里曾称赞他：“梁君几乎才认识我底文学便体会到那使这文学和现存艺术中最精雅最古老的艺术相衔接的特点。”〔10〕这句话无意道破了梁氏诗学建构的出发点：在中西两种异质诗学体系中寻找可沟通之外，发现二者的衔接点，以期能在一种“共相”研究中展开一场深入的诗学对话。具体而言，学贯中西深谙二者诗学精髓的梁宗岱并没有展开全面的宏观的比较，而是敏锐地发现某个概念、某个点上二者的相似性，并以此向彼此的纵深处推进。“象征”便是这样一个点，这样一种“共相”。 关于“象征”，论及的人很多。周作人曾谈到“象征”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对应性概念：“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可以说是象征”。〔11〕但这种论述只是一种感觉上的敏锐，还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敏锐。朱光潜先生曾认为“所谓象征是以甲为乙的符号。”而梁氏发幽探微，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把文艺上的‘象征’和修辞学上的‘比’混为一谈。”在深入论述了“象征”和“比”的本质不同后，他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文心雕龙》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指义。’”较之周作人蜻蜓点水式的议论，梁氏不同之处在于他抓住“象征”与“兴”的关联后，毫不松懈，继续条剖偻析，深入探讨，从这一个点上展开了其诗学建构的全部工作。一方面，他在杜甫、陶渊明的作品以及严沧浪的诗话中寻找“象征”的佐证，进一步得出结论：“所谓象征，只是情景的配合，”而其两个主要特性即为“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另一方面，他又援引英国批评家卡菜尔的观点和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大师的经典之作，印证象征主义“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的真正品质。〔12〕这种从西方到东方再由东方到西方的双向论述使“象征”和“兴”不仅作为两个相似性的概念而被探讨，而且在其相似性上中西诗学呈现一种互动共溶的局面，彼此互为证明，互相解说，“象征”不仅可为东方的直觉所接纳，而且已在深处能够种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血脉相勾连了。如果说王国维成功地在传统的批评术语里注入了现代的内涵，那么梁氏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又前进了一步；他同样使现代西方诗学的概念被纳入中国传统诗学的语境，拥有了东方的气质和底蕴。中西两种诗学在彼此的“共相”中分别增补更新了对话的“他者”及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