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发起并组织的“精神文明与文艺的消闲性”专题座谈会于12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行。 会议由文艺所理论室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主持。著名相声艺术家姜昆、著名评论家何西来等来自北京和外地的文艺界、文艺理论和批评界、新闻界的五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写信对会议表示支持和祝贺。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消谴、娱乐性的文艺作品和节目、休闲养性的小品文、随笔在文艺界越来越显著，加之录相带、影碟、激光唱盘作为消闲娱乐的主要手段范围也越来越大地走入家庭。这既与大众文化传播媒体的长足发展有关，也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的社会转型有着更为深刻的关联。与会者普遍认为，理论界、批评界、应该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给予深透的理论说明。以期使文艺实践有深厚的理论支持。大家认为此次会议的组织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与会者认为，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在过去一段时间没被充分重视，文艺的教育和认识功能被强调到了排斥甚至取消娱乐功能的地步。这种过份强调使得文艺的接受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应该认识到，任何时候，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都是文艺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的消闲娱乐性是与审美功能相关联的。消闲娱乐性应该在文艺的审美功能上找到它的根基。没有消闲娱乐性、没有审美功能的文艺不仅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如何评价当前文艺之趋于消闲娱乐的倾向呢？有些人认为，现在能谈论文艺的消闲娱乐性，这是一种进步。真正把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归还给文艺是社会平稳发展的表现。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极端强调；冷战之后，消闲功能就越来越被注意，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各种不同意志之间的和谐相处。有些人则认为，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一样的。在古代那种以教化为核心的社会，“乐”只是在对教化的依附中获得其生存的，“乐”在那时没有具体意义。“乐”依附于教化的等级制是与政治的等级制相对应的。现在“乐”的地位大大提高。文艺趋于消闲娱乐和世俗化就是要消除掉“教”的神圣性。西方的世俗化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消解神圣化只有很短的历史，还远远没有完成。文艺的消闲化、世俗化，就是要把文艺从教化中解脱出来。所以王朔的创作就成了一种新的模式。还有人认为，这几年小品文、散文、随笔以及报纸的副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过去所谓严肃作家都投身于这样的领域。这些东西讲求文笔之生动，行文的乐趣，在这种追求之中，正滋生着一种全新的生命，这种新的生命是否是真正新的文艺的萌芽根基呢？ 但在讨论中，多数人流露出了一种担心，目前的文艺之趋于消闲娱乐中包含着危机，那就是媚俗、浅薄，低级的东西太多，而真正有品位的消闲娱乐性作品太少。消闲文艺也存在着一个提高质量的问题。文艺趋于消闲娱乐所产生的这种现实困境，在与会的评论家、理论家和新闻界的人士心中产生了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是看到了文艺趋于消闲娱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另一方面又对文艺趋于消闲娱乐的现状不满，对目前一些文艺作品媚俗、只寻求感觉刺激和商品化的倾向感到头痛。与会的许多人坦率地承认了他们心理上的困境和他们所持的中间态度。这种困境和中间态度导致了讨论会上的分歧、争论，以及在理论上重返普及与提高的旧思维套路。有人甚至认为，大众文化有被推到神圣化的倾向，趋于消闲娱乐的文艺，已经在制造某种想象的奇观，企图把观众笼在一种新的欺诈模式之中。有人还认为，目前虽然有那么多人写作，有那么多“作品”问世，但精神的贫困确是一个可怕的事实。 正是基于这种分歧、争论、困境，以及文艺之趋于消闲娱乐的挑战性，与会者普遍认为，文艺创作人员，评论家、理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应该拿出自己的勇气，运用自己的思考来创造性地完成转型期文艺的发展，以期从精神贫困中摆脱出来，丰富中国人的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