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意义之学是《说文》汉字学中基础的和核心的学科。在当代，《说文》意义之学由陆宗达、王宁先生加以全面的发展，并作了精审的总结[＊]。 一 王宁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学’是以研究意义为中心的。形和音（文字、音韵）都只是工具，意义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研究的落脚点。陆先生精通的是意义之学，他是一位研究意义方面的专家。”[①] 陆宗达、王宁先生从事的《说文》研究，核心是意义之学。他们对《说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重现与确立了《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这样就使得汉语形、音、义的研究，汉语古今源流的研究，有了可以遵循的中心，使得文、史、哲、训整体贯通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有了可以依凭的根本基础。 陆、王先生重现与确立《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是在考察意义系统、揭示意义源头、总结意义之学的理论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而开展这三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前提，一是实行《说文》白文词训中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其意在于把握全书意义的系统联系；二是清理十三经、诸子的白文在词义上的相互联系，进而沟通《说文》的意义与十三经、诸子的词义相互之间系统的、深刻的联系。 黄侃先生云：“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②]陆、王先生沟通了《说文》词训与十三经、诸子的词义之间系统的深刻的联系，并在此前提下考察意义系统，揭示意义源头，总结意义之学的理论，这样就明晰地清理了上古的经典文献与小学专书中意义的系统条理，精熟地把握了贯通其系统条理的因简驭繁之法，由此而使得《说文》的意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名副其实地成为“学”，使得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最可宝贵的这种意义之学在经过几千年的板荡、放失，特别是近百年的尘埋、窜乱之后终于真实而牢固地得以重现与确立。 陆、王先生发展与精通的《说文》意义之学，是高屋建瓴而又体大思精的。它以唐虞夏商周时代成体系地产生的，作为源头而存在的词义，纵贯春秋秦汉、魏晋唐宋各代的词义以及文字、音韵、辞章，横被训诂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医学、名物学各领域，在现代与当代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必征诸实、必寻其源、由博返约”的传统，并且发展与升华了这些传统。 二 陆、王先生确立与重现《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其价值与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上古汉语语词的本义，其产生年代与华夏民族的发祥史同样古老。陆、王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中指出：本义是内涵，它与其口头形式本音同时产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有表示本义与本音相结合的书面形式——本字。诚如王筠所说：“古人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③]据丁山的考证，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在距今五千年的唐尧虞舜时代[④]。其时语词的本义成批地产生，用以系统地表述平治洪水、经纬九州的史实、事物、情感与观念。按照汪中《述学》的论说，可推知从唐虞至成周的两千余年间，太史典籍存于官府的现实，记载之职与教学之官合一的体制，共同造成了“古训是式”的风尚[⑤]。其时尊崇尧舜先王的古训与遵循语词的本义彼此生发，相沿成习。这是“以义为本”、“本立道生”最为质朴、显豁、完备而又畅达的时期。周衰至列国的五百余年间，诸侯肆行力征，憎恶先王礼乐之害己，纷纷废弃前代经籍，且前代典籍所载典章制度由于历世既久、其制作之本义也渐次放失。此时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的大部分由于“有司守文、故老言事、布衣授业、草野载笔”[⑥]，尤其是孔子整理经籍，聚徒讲学，得以废而不失。震撼百代的秦政焚书，则使官府掌守的古训大多荡灭，古训由于学士与故老相传而获幸存与延续。到汉代，重要的学术成就首推贾逵“修理旧文”和许慎撰著《说文》，其次有郑玄会通今古文经。许氏“五经无双”，精严有法，毕生心力萃于《说文》，不仅“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而且“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⑦]，可知许氏是汉儒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是唐虞以来悠悠古训的集大成者。如果说唐虞至成周是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彰明的时代，那么周衰至列国则是古训与本义在晦冥与沦丧的同时获得整合与复生的时代。现在一些人认为这是训诂的萌生期，其实这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尧舜古训和语词本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性解释，以求对古训与本义的认同和回归。汉代贾、许的创制，则是在秦火之后对尧舜古训和语词本义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性解释，是古训与本义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整合和复生。在这两次社会性的汇集与解说上古语义的潮流中，一位是孔子，把散佚的尧舜古事古言整理于六经中，并通过聚徒讲学来传播六经，推广尧舜古训古道；另一位是许慎，把失而复得的六经所载尧舜古事古言收集辨正之后贮存于《说文》中，使其万世与日月并悬，因而孔子与许慎遂成为彪炳于中华学术文化史册的功高盖世的圣人。清代曾涤生作《圣哲画像记》，盛赞《说文》“考先王制作之源”，把许慎列入圣哲的廊庙，与孔子一体同尊。 可见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是在遵循还是背离、发展还是毁弃尧舜古训、本义的过程中产生与形成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论是训诂学（广义的训诂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哲学，其核心与依托始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这种意义的存在形式，是与文字、音声结合在一起，在《说文》等小学专书中，它们凝结为形、音、义系统联系的样态；在经籍与群书中，它们依照表述特定史实、事物、情感、观念的需要而联缀成文。《说文》的编撰体制，正是“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⑧]，就是说，它从字形入手来解说声音与训诂的结合，最终又落实到对于意义的确切表述上；同时这种解说与表述跟全书贮存的意义体系息息相通；并且拥有可靠而丰富的五经、诸子、通人说、方言的例证。所以《说文》的编撰体制非常精妙地提炼了经籍、群书中的意义，体现了本形、本音、本义系统联系的样态，从而真实、系统地记录与反映了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正如孙星衍所云：“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⑨] 真实而系统地记录唐虞古训与语词本义，正是《说文》“昭质不亏兮衍百代”的文献价值，由此而造就了它在传统的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哲学研究中被奉为“圭泉”、“根柢书”这样崇高的地位。精审严峻的考证大师、“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语）阎若璩对此解得最为确切，他说：“善夫徐铉《进〈说文〉表》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予谓贾（逵）、许所授受，古也。”[⑩]这里强调《说文》“务援古以正今”，是“正今”，不是“证今”，亦即《说文》所载古本义是纠正秦汉之后古义出现差失的准绳。 客观事实告诉我们，除了《说文》，从汉儒注经开始，训诂的解说大多已背离、偏失古训与本义，堕入以今律古、空言臆决的歧略。所以阎若璩说：“康成（郑玄）亦多臆。”[①①]戴震说：“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①②] 在周秦至汉代问世的有助于读懂先秦经籍的小学专书中，《尔雅》所载多为随文释义，在意义上不成系统，《方言》则主要收集方言口语，《释名》大多为声训。只有《说文》以形、音、义结合的完备编制整理了构成系统联系的本义，所以它是小学书的“主中之主”（黄侃语），是帮助理解先秦经籍的“天下第一种书”（王鸣盛语）。 但是，汉代之后，却大多忽视与掩盖了《说文》的价值与崇高地位，仅仅把它看作东汉之书、字形之书。王筠说：“魏晋以后，传述《说文》者，不知为说经之钤键，而视为杂凑之字书。”[①③]从黄侃《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一文的论列，可知历代人往往究诘《说文》的字形，且恣意窜乱之，凡此“俱由增修者不通古义”所致[①④]。这种不注意《说文》意义研究而拘执于孤立、零碎的字形研究的浅陋习气一直蔓延到现代，以致章太炎不得不明确批评这一倾向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①⑤]陆宗达、王宁先生也反复强调：《说文》不只是文字学书，也是训诂学书。它是以义为本的，应当围绕着意义这个中心来研究《说文》形、音、义是如何结合的[①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