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的系统方法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传书,文学硕士,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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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能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分析《说文解字》。他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来全面、科学地考察对象,分析《说文》时,首先把《说文》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因而能从整体上、从各部分的联系上去把握认识对象。然后才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去分析研究许书。段氏在融会贯通许书的基础上,用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各要素的层次上,从系统的相关性、有序性方面来阐发许慎的说解条例和全书的体系,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读通读懂《说文》,而且教给了我们良好的思维方法。

      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系统论建立以后,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门新兴的科学,认为它代表了现代科学方法论。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在系统论创立100多年以前就问世的一本语言学巨著——《说文解字注》的时候,我们竟惊奇地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段玉裁竟然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从事语言学研究。这位语言大师生于1735年,卒于1815年,而在本世纪50年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格朗菲才成立“一般系统研究会”,并创办刊物、著书立说来宣传系统论。仅从时间上的对比,这就启示我们,对于我国传统的理论,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研究总结,以便发扬光大我国的民族文化。本文则试就段氏的思维方法,探讨他是怎样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研究《说文》和汉民族语言的,或许这能给我们以某些启示。

      我们知道,许慎在编写《说文解字》时,是有比较完备的体例的。《说文》一书的说解,条理井然,系统性非常强。但是,这些条例,在段氏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详细地注释发明、归纳总结。不了解许书的编写体例,就不能真正读懂许书。自《段注》问世后,人们对其条例才越弄越清楚。根据这些条例来读《说文》,人们才能真正读懂许书,从而充分发挥《说文》的语言学功能。正如江沅在《说文解字注后叙》中所说的:“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伙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许氏著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旨,皆详于先生所为注中。”而段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处于那样的时代,竟然能比较自觉地使用系统思维方法,用系统论的一些观点来分析《说文》。

      段氏的系统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他分析《说文》条例的思维方式,即能够贯彻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来全面、科学地考虑问题,分析许书。段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把《说文》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把《说文》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组织、结构和性能的整体来看待的,因而他能从整体上,从许书各部分的联系上去把握、认识《说文》。然后,他才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综合地分析研究《说文》,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段氏经过多年研究,在融会贯通许书的基础上,能用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各要素的层次上,从系统的相关性、有序性等方面来分析《说文》的体例,阐明许氏的说解条例。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读懂《说文》,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们良好的思维方法,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系统地思考问题。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段氏在研究《说文》时,很明显地运用了以下几方面的系统性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段氏研究《说文》时,往往从全局出发,从整体入手,强调对许书进行整体性研究。他认识到,《说文》是由各个要素组成的,但全书不仅仅是这些要素的简单堆积和相加。各要素形成全书时,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一旦全书由许慎根据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编写原则精心组织而成,各要素之间就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之间也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而全书的作用也就随之大大提高,因而,整体就大于孤立各部分的相加之和。

      为了从整体上理清《说文》的线索,段氏下大功夫治理许书。他说:“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所以,他下决心融会全书。他明白,组成《说文》的基本要素,就是许氏对9353个篆文的形、音、义的说解。但一旦这些说解,由许慎设立的540部统摄起来后,则能“举一形以统众形”,而做到“隐括有条例”了。这和个别地说解一个个孤立的文字的形音义的功用就大不相同。段氏为《说文解字·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八字所作的注解,最能体现段氏对整体性原则的认识。其注文曰:

      “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谓分别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书,汉时存者《史籀》十五篇,其体式大约同后代《三仓》。许所引《史篇》三:“姚”下、“匋”下、“奭”下,略如后代《仓颉传》《仓颉故》,秦之《仓颉》《爰历》《博学》合为《仓颉篇》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训纂》《滂熹》同之。《凡将篇》每句七字,《急就》同之。其体例皆杂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编成有韵之句,与后世《千字文》无异,所谓“杂厕”也。识字者略识其字,而其形或讹,其音义皆有所未谛。虽有杨雄之《仓颉训纂》,杜林之《仓颉训纂》《仓颉故》,而散而释之,随字敷衍,不得字形之本始,字音、字义之所以然。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象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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