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政府治理机制的现状 （一）政府信息不公开导致腐败 我国现行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机制与腐败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相关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社会各阶层和公民难以得到有关信息，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我国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扮演的是“经济人”的角色，并由此决定和支配其集体行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很容易在工作中滋生腐败。这种治理机制带来的问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政府缺乏问责导致权力滥用 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治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但是在我国，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拥有很大的权力，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各方面，缺乏必要的问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放弃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全方位控制和管理。 目前，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全方位控制和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来实现的。在现行的政府治理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社会进行指导和管制，社会则屈从于政府，政府行政权力凌驾于社会权利之上，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很少受到立法机构和社会的责任追究。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管制型治理机制很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行政权力的经济化运行。目前我国审批事项过多过滥，审批程序复杂，环节多、时限长，一些行政部门利用审批乱收费，千方百计地“找事”、“争权”，把审批作为增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一种手段。而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权力过大而且职权范围不清晰，缺乏有效的外部和内部监督控制和问责制度，则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尽管我国在不同时期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均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我国政府治理体制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而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清理行政审批事项这种方式，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并可能在执行部门的有意曲解和肆意变通的情况下，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终流于形式。 （三）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导致政府效率不高 公众参与机制是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通过一种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渠道就政府政策、行政决策、行政问题的解决等行政外部行为进行协商、协调的机制。在现行政府治理体制下，政府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者，是积极的主体，社会、市场的力量是被动的客体。政府自然而然地凌驾于社会、市场之上，“没有政府办不成的事情”的观点在各级政府管理层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对社会、市场的全方位干预只会导致政府决策和政府机构的低效率。 我国目前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效率不高，主要是因为缺乏社会和市场中各种力量的参与，具体表现在配置社会资源的盲目性。首先，政府行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角色，功能分权化程度很低，完全依赖政府组织处理一切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官僚化，是社会活动中的“第二政府”；社会自我约束力下降，完全靠政府来约束不良的社会行为，忽视了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不足，难以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其次，政府行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角色，权力范围的无限性和社会的消极服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权力范围的无限性，必然伴随着责任的无限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多了自然管不好。再次，政府行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角色，总量失度基础上的分量失衡，导致政府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对社会的管制功能过强，服务职能过弱。最后，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行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角色导致了政府垄断，缺乏竞争机制，政府机构和人员自我膨胀，政府治理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使政府面临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 （四）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执法不力 近年来，中国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执法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长期存在的“权大于法”的现象难以改变。在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代法”的问题大量存在。由于缺乏严密的监督机制，在我国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执法程序人为扭曲，具有人治特征的现象。在经济运行与社会管理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规则，而是领导的批示和会议动员。所谓“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无头（批示）”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体现。 二、我国政府治理的取向 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私人部门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强调运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来克服公共部门的弊端，对政府机构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对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首先，把所有可能由私人部门完成的活动和决策都尽量交给私人部门完成，为此，要放松政府管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效率；其次，在公共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重建竞争结构和激励结构，在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垄断的同时，使权力重心最大限度地向基层转移，这既能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机会，也能充分调动社会广泛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