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文化是一种形成于审计群体的职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为大家认可、遵循的价值取向，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和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的总和。2009年7月全国审计机关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强“责任、忠诚、依法、独立、清廉、奉献”为主要内容的审计文化建设。不难发现，上述内容都可以归于审计职业道德的范畴，审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审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9年3月25日，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机关党风廉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重视加强审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很多职业道德范畴都可以在传统伦理文化中找寻到理论根源，挖掘“责任、忠诚、依法、独立、清廉、奉献”的传统文化根源对审计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责任 责任。即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审计人员的责任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应具有一丝不苟的责任感，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关注；二是在审计结束后，审计人员对查实的问题，敢于直言谏言。追溯“责任”的传统文化根源，可以包括“谨慎”和“谏诤”。 谨慎。谨慎一词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见《荀子》之《不苟》、《臣道》等），古人提倡谨慎，是为了避免轻率而造成的失误。谨慎要求人们“言不轻发，事不轻举”，通过缜密的思考，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使言行合情人理、恰到好处。“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管子·形势解》）。谨言和慎行是谨慎的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谨于言而慎于行”（《礼记·缁衣》）。古人之所以强调谨言是为了保证所言的可信度。“言不妄发，则言出而人信之”（《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八）。孔子认为，要多听多学、保留疑问，只说有把握的话，才能做到“言必有中”，减少过失。 在现代，审计人员的职业“谨慎”基本沿袭了传统文化中谨慎的精要，作出审计结论之前，要充分取证，缜密思考，作出的结论，才让人心服口服。 谏诤。谏诤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优良传统之一，从先秦开始，古人就将能否向君主直言作为判别臣下忠奸的重要标准。就是说，谏诤是出于维护国家、社稷的动机，而敢于纠正君主的过失，虽然表面是逆君，而实际上是利君。关于谏诤，荀子有过解释，“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荀子·臣道》）。在古代，用对君、父、夫是否能做到进谏，看成是否是真忠、孝、贤的标准。西汉的《说苑·正谏》还阐述了“五谏”，强调进谏时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说苑·正谏》的五谏是：正谏（直接、正面的劝谏）、降谏（委婉地规劝）、忠谏（忠诚的劝谏）、戆谏（愚直地劝谏）、讽谏（用暗示的方法劝谏）。古人还强调要想劝谏取的实在的效果，关键有两条：一是充分的说理，把利害得失讲透。“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矣”（《韩魏公集》卷一，《谏桓存稿序》）。二是赢得信任。“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古代的谏诤根本动力是责任，是做臣、子、妻的责任。 在现代，审计人员在查实问题后，很关键的就是把查实的问题向上反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审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具有古代“谏诤”的典型特征。 二、忠诚 忠诚。指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上级、对朋友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就审计来说，忠诚就要求审计人员忠实于审计事业，对国家、集体和审计事业忠心诚实，为维护国家经济秩序服务。在古代“忠诚”的根本要求就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积极做人做事。追溯“忠诚”的传统文化根源，包括“忠”和“诚”。 忠。早在春秋时代，《论语》、《左传》、《国语》就有不少关于忠的论述。最早忠的含义是指在人际关系方面，那时忠是一种相互的道德要求，并非单方面的道德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调对“公室”、“公家”的忠，忠的对象也逐渐偏向于君，这一变化在战国后期是明显的。《左传》中有“临患不忘国，忠也”，强调的就是对国家的忠。战国后期的著作，如《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大量讲的是臣对君的忠，以及忠君的具体要求。到了汉代，继承了法家的尊君卑臣，忠成了臣的片面义务。到了宋明，封建君权达到了顶峰，“君之言，臣不敢违”（《司马温公文集》卷十四，《迂书·士则》）。到了近代“道德革命”，君为臣纲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忠君之德，受到当时思想家的猛烈批判。大多数思想家主张恢复忠的本意，并给它赋予新意。谭嗣同说：“古之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专责之臣下乎？”（《仁学》下）批判的正是片面忠君之德。孙中山主张在否定忠君之德后，将忠的对象移于国家、民族、人民和事业，给忠赋予了时代新意。“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国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的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关于“忠”的含义，传统文化认为：尽心竭力、无私助善方能算是忠。“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春秋繁露·天道无二》），“忠，是要尽自家这个心”（《朱子语类》卷六），“为人谋时，竭尽自己之心，这个便是忠”（《朱子语类》卷六），先哲们强调尽心竭力，必须达到十分方能算是忠。清代学者戴震在《原善》卷下中说道：“竭所能之谓忠”，也是此意。但并不是所有尽心为人的行为都是忠，作为道德规范，还有其他的要求，忠要出于公而非出于私。《左传》成公九年：“无私，忠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都有类似的描述。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人谋之忠并非助恶而是助善。“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忠是有原则的，应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