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字在考古学上的意义——语言的本质及其在为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中国考古学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相互作用圈”本质的剖析及“夏语化”时代——夏族起源和夏语形成期——藏族和藏语的起源——侗台族和侗台语的起源起源——苗瑶族和苗瑶语的起源——汉台苗语调类一致的现象——汉藏语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 印欧语系的研究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常大，意义也非常深远，但是它遗留了一个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原始印欧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可以发掘出原始印欧社会的文化遗物？汉藏语系的研究起步晚，但和印欧语系分散的流行地区相比，汉藏语系的结集地区和延伸地区却连成一片，有利于发掘原始汉藏人的文化遗物，以便用“社会文化人类学”为手段来研究汉藏语史。第一个用这个方法的是写《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这篇论文①a的俞敏，不过他只用上古史的材料来探索汉语和藏语的同源关系，还没有用考古学的材料来探索汉藏系语言的源流。 离开社会生活，语言就不能存在；所以要探索汉藏的起源和演变，就必须探索中国原始社会的情况。 1、文字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地下发掘不出语言，可是能发扬出文字。文字应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标志（夏鼐）；因为文字不仅是作为语言的标记，而且使语言在社会功能上突破时空限制，发挥储存信息于器物、保存本民族文化成为文献的作用。像半坡、大汶口等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之所以不能算文字，是由于这些符号不能连缀成文，以表语句。但殷墟文字确已相当成熟，而龙山时代就已经普遍出现卜人集团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的；估计夏代就已经有可读的文字和专业文化人，只是这些文字还没有出土而已。《尚书·大禹谟》：“帝曰：‘禹！官占…’。”孔《传》：“帝王立卜占之官。”《大禹谟》是伪古文，但“立卜占之官”还是可信的。2、语言的本质及其在人类文化与体质上所起的作用 从文字在考古学上产生的意义看，文明时代的文字使语言在作用上发生了可惊的质变。但我们毕竟不能使用“文字革命”这种术语（像“农业革命”那样）。因为它有能取代语文只能依附于语言，所以现在要进一步分析语文的本质特征。 如果只把语言理解为“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或“语言是交际工具”，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莺歌燕语、虎啸猿啼都是在传达信息。长臂猿就有八、九种不同的呼声。 “语言”必须理解为“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的、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体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必须具有一个与特定社会同步发展着的意义体系。在这个严格定义的限制下，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只能排除在语言之外；所以，不但昆虫禽兽的“语言”不算语言，连江湖黑话、洋泾浜语、人造语（如Esperanto）等等都不算真正的语言。只有这样地理解语言才能触及语言的本质特征，才能解决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类学、甚至体质人类学上的许多问题。 一种民族语言必然具备三种特性：第一，系统性，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由语音、语法、语义组合而成的整体。世界上没有由几种语言拼凑起来的、无固有系统的“新”语言，除非是江湖黑话和人造语（“融合”应理解为以一种语文的系统为主，吸收了别的语言的成分作为零件）；第二，继承性，任何语言都是源远流长的一个连续体，有的语言群体还有意识地强调这种继承性，这里我举客家人的空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为证；但实际上很难排除内因受外因作用而起的体系上的发展变化；第三，抗入侵性，这是系统性和继承性交互作用的结果，特别表现在语法体系和语言体系上。借词必须在语法和语音上本土化了之后才能存在。一片广大土地上所浒的一种语言，必然跟当地的风俗、习惯、器用、文化、水土、气候等等密切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对入侵者是一种严峻巨大的压力。不管入侵者多强悍，最终必然被融化。有人说：“如果入侵者的文化高，就会战胜这种压力。”这种说法不对。中国历史上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文化比荆蛮高，但他们这群人“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句吴”就是吴语的说法）他们懂得必须服从荆蛮的语言风俗，荆蛮才会服从他们（见《史记·吴太伯世家》）。楚国的庄踽带兵侵滇，庄踽这群人的文化程度估计比滇人高，但他们必须“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见《汉书·西南夷传》）。但北美印第安人从16世纪起却被欧洲入侵者屠杀消灭，在中南美的则沦为农奴，这是由于源源而来的入侵者的人数多，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化高。 1962年，李济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文章①b， 里头引证了吴定良和G·M·莫兰特1932年合写的一篇关于亚洲种族的初步分类的论文，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重要性。他们根据生物统计学家常用的所谓种族相似性系数的公式，发现中国人头骨组和日本人头骨组……与北部蒙古人组（按指现在住在戈壁沙漠以北的蒙古国和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南部西伯利亚等地的居民）有很大的差别。……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无疑更接近于包括马来人、他加禄人、达雅克人、爪哇人（按以上四种都属蒙古人种马来类型）、缅人、掸人、藏人在内的南部东方人。”李济按着说：“历史上中国一再受到北方蛮族入侵，造成亚洲东部著名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北部蒙古人不仅为世界历史造就了一位成吉思汗，而且还为中国奠定了一个将近100年之久的王朝。可是根据体质人类学的分析，现代中国的人口中几乎找不到同成吉思汗及其游牧部落有血缘关系的代表。这是一个人类学上的谜，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疑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