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与《释名》声训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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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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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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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探讨了声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分期,并从编排、数量、体例、方式、成就与不足等方面,对《说文》与《释名》的声训进行综合的分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的异同点。

      关键词 语源学 声训 义类

      汉代是我国训诂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继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和《释名》等一系列训诂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历来备受推崇的当属《说文》,有显学之称。自问世以来,为之作注诠释的就多达娄十家。而最受冷落的要算《释名》,研究者寥寥无几,甚至还一度被列为“唯心主义”、“应该批判”的对象〔1〕。本文试图从声训的角度,比较《说文》与释名《的异同,借以深入发掘和认识《释名》在语言学方面的真正价值。

      一、《说文》、《释名》声训产生的历史背景

      声训之学并非在许慎和刘的时代才出现的,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声训材料见于《周易》。《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在先秦诸子文中,也使用了不少声训材料。《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滕文公》:“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庄子·齐物论》:“庸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荀子·大略》:“礼者,人之所履也。”当然,此时的声训尚处于萌芽状态,在运用的方法上还未具备条例,多数只是利用音义相关来阐说某些政治、社会见解,往往带有儒家说教的目的,还不是严格的语文学的声训。

      到了汉代,训诂家继承了先秦的声训传统,在注释中大量使用“以声说义”的方法,声训材料在当时字书和传注中屡见不鲜。如《诗·小雅·巧言:“君子信盗。”笔传:“盗,逃也。”》《诗·召南·采蘋》:“于以采”。郑笺:“蘋之言宾也,藻之言澡也,妇人之行尚柔顺自洁清,故取名以为戒。”《白虎通交·号》:“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特王政”。《春秋繁露》:“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实际上,这类声训随意性还相当大,训词与被训词之间尽管声音相同或相近,但是意义上却毫无直接联系,它不是客观地解释语词的固有意义,而是说明某一事物在某种特殊场合的寓意,而且这种寓意往往过多地渗入个人的主观附会,对于语词来说,完全是外加的东西,离开这种特定的场合就不被承认了。因此,此类声训也不能算真正的声训,它在语言学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真正做到通假借、明方言寻语源的声训是从许慎的《说文》和刘熙的《释名》开始的。《说文》全书虽以形训为主,但不少地方使用了声训,在解字释义中明显以音为纽带。王念子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2〕例如,《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门,闻也;户,护也;尾,微也;发,拔也,皆此例。”《说文》中的声训,已经逐渐突破了经学附庸的局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词义研究。

      《释名》作于东汉兴平元年至建安八年(即公元194-203年),比《说文》晚了大约一百年。刘熙总结了前人的声训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名之于实,名有义类”的声训理论〔3〕,并把这一理论付之实践,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声训专著——《释名》。《释名》和《说文》同是汉代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比较而主义《释名》的声训数量之多,体例之完备都远远超过了《说文》。《释名》几乎人武部采用了声训方式,是汉代用声训最多的一部书。书中自觉地用语音来训释词义,以语源学的观点研究训诂,意在扒求事物命名的由末。可以说,汉代的声训至此才算真正定型。《说文》、《释名》广泛采用声训的方法来说解词义,这对后世《右文“说和声义同源”说、“声近义通”说的创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观两千年来声训的历史,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一)萌芽期—先秦时代,以《周易》为起端;(二)定型期—两汉时代,以《说文》、《释名》为标志;(三)发展期—宋代,以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为代表;(四)兴盛期—清代,以段玉裁、王念子等人的“声义同源”说、“声近义通”说为代表。

      二、《说文》和《释名》声训的体例特点

      《说文》和《释名》,由于作者的语言观不同,因此在声训体制特点上也呈现较大的差异。

      1、编排各有特点

      《说文》的最大特点是创立了“据形系联”的原则,按字形部首排列,全书将9353字分为540部,以六书理论逐一分析形体,以形求义。同时,它还注意以声求义,使形训和声训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段玉裁认为:许君之书虽“主就形为之说解”,但是“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之”,“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4〕。《释名》不同于《说文》,它是一部以声释义的训诂专书,作者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名称,“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他说著此书的目的是“叙论指归”〔5〕,即推究事物命名的由来。全书共8卷27篇,其编目和内容明显受到《尔雅》的影响,按词义系统分类编排。

      2、声训分量不同

      《说文》与《释名》在运用声训的比例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黄侃认为:“《说文》义训只居十之一二,而声训则居十之七八。”〔6〕很显然,所谓《说文》“声训居十之七八”之说,是带有夸大万分的,其原因是把书中的形声混于声训。真正的声训必须符合“音同”或“音近”这个标准。因此,据统计,《说文》声训共有706例,其中单纯使用声训者102例,先用声训再用义训者60例,先用义训再用声训者106例,声训组合于义训之中者413例,声训与形训配合者25例〔7〕声训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的8%;而《释名》全书共1502词,用声训就有1335例,其中同韵部或同韵类为训的1237例,声母相同或相近为训的98例〔8〕,声训字约占总字数的89%。由此可见,声训释词在《说文》中还只是一种解说的辅助方法,而在《释名》中却成了主要的训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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