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六书”理论体系中“形声”和“假借”之间存在着名称条例相互错乱的矛盾：“六书”的“形声”在构词上应是动宾结构，与“象声”、“相形”、“象事”、“家意”是同构关系；而按传统的“六书”说理解，却是并列结构，即“形十声”，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形声”由此而误入歧途，错领了本该属于“假借”的条例，同时，“假借”只好削足适履地被错置于本是属于“形声”的条例之前。这种鹊占鸠巢，张冠李戴的错乱，造成了许慎“六书”内部以及它与刘歆、郑众“六书”外部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致使“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孳乳的实际历程不相符，所以，必须对经典的“六号”理论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清理，只有还“形声”以本来面目，“六书”理论体系固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呈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属性是极为关键的。 关键词：文字学 汉字 六书 形声 假借 许慎 所谓“六书”，按照经典的解释，系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是传统文字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和支柱。任何人只要稍微涉猎一下中国文字学，便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些概念，如同迈进大雄宝殿就会看到许多柱子一样。但是，“六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无定于一尊之论，从汉至今，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今后人大有治丝愈纷之慨。 也许，我们只能先从整体上评估一下“六书”。依作者粗浅的理解，“六书”是一个完整的文字理论系统的概括。六，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自然数，它也反映了这个理论系统在结构序列上的规定性、完整性和统一性。在“六书”理论的发展和完备的过程中承先启后者，以许慎之功最大。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书、著，皆从“者”得声，与卒、褚为同源字[（1）]，含有将某种图、符标志于物之意。著于竹帛，就是用与语词有某种特殊联系的视觉符号——文字的形式标志于特殊的书写材料之上。标志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言语中的词意，著于竹帛的目的，是将载存于听觉媒介——语音中的词意转换成视觉符号，标记在竹帛等书写材料之上，这样，就能在客观上使言语留于他时，传于异地，从而增加了言语在四维空间中的延伸度，扩大其交际功能。汉字就是由这些视觉符号组成的特殊的表达系统。“书者，如也”，“如”就是传达词意，也就是传写、转换、表达词的所指，这就是“书”的基本功能。 因此，“六书”一般被理解为“造字之本”，即创制视觉符号以传写词意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方法，古今治小学者大都是以此为本而惨淡经营的。但是，清儒戴震，一鸣惊人，首倡“四体二用”之说，揭露了“六书”理论系统的内部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是，争端纷起，莫衷一是。究其根源，在于有昧于对“六书”各贡内容的切实理解，未能正确把握“六书”系统内部相互之间的真实关系。 “六书”性质，自然是“六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其他问题是无法澄清的，对“六书”各项内容理解上的误差，掩盖了混乱的根源，正本清源，大有必要。 “六书”消息，出自《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中“六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确切含意是什么？于史无证，后人不得其详，只是依“养国子”的需要而论，想必跟语文教学有关，或者是读书识字的窍门，或者是识字、记言的原则，这当然都和后来“造字之本”的“六书”有一致的地方，这是不用怀疑的。许慎认定自己所承传的“六书”，就是《周礼》中“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的“六书”，根据是什么？历代学者都打了一张暂付阙如的欠条（包括许慎本人）。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六书理论实质的理解。 “六书”源头，出自刘歆。在现有文献中，刘歆第一次在其所著《七略》中列出“六书”名目，并在整体上为之下了“造字之本”的断语。因刘歆“六书”是赖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转录引用而流传，所以“刘歆六书”又称“班固六书”，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过要是以保护知识产权论，当以“刘歆六书”为确，它是汉文字学“六书”理论的实际源头。刘歆“六书”名称顺次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刘歆以十二组词概括了“六书”的基本内容，扼要简明，一个“象”字，统领“形”、“事”、“意”、“声”四项内容，而统于“象”者，即是所“如”之对象，刘歆在“六书”名目之后，殿以“造字之本”一语，使得“六书”作为系统的文字理论体系而略具椎轮。“刘歆六书”在逻辑上是可以分别被扩写成“象形造字”、“象事造字”、“象意造字”、“象声造字”、“转注造字”和“假借造字”的。形、声、事、意，就是造字所“象”、所“如”的内容或对象，是词与文字符号得以联系的中介，造字写词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将这些中介依既有的文化规定创制出特殊的视觉符号，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是对等并列的造字写词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六书”更名，始于郑众。刘歆是有汉一代的著名学者，问道受业者甚众，而在学术上为后世公认的衣钵传人主要是贾徽和郑兴，郑众为郑兴之子。郑氏父传子受，遂将刘歆衣钵演为家学，郑众在注《周礼》时列出的“六书”名目次第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郑众“六书”，渊源有自，是绝无疑问的，不过与刘歆“六书”相比，称名或异，次第错乱，值得注意。它将刘歆“六书”中的动词“象”一分为四，各有所施，“会意”取代了“象意”，“处事”取代了“象事”，“谐声”取代了“象声”，其实质在于使“象”的职能更加精确、具体化，形仍曰象，事而曰处，意乃曰会，声则曰谐，各得其宜，实较刘歆“六书”精致确切许多，大有后出转精之妙。但与此同时，“六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明，丝毫看不出其系统结构上的统一性、完整性和有序性。也许，在郑众看来，六书名目本身的诠释、分化已经使得六书功能精确化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郑玄只在着重引用郑众六书名目，并未将六书视作一个理论系统，所以注文只列名目，信手拈来，不求次第。是故后人举例，只备一说，并不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