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章概述了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提出要有效地提高汉藏语言调查研究的水平，首先要继续加强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多收集长篇语料。在加强语音、语法、词汇整体研究的同时，特别要重视词汇和语义的研究。文章认为研究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史有重要启发作用。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语言学家很重视汉藏语系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著作，并且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门研究汉藏语言的学会。1968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汉藏语构拟会议”，1974年该会第7届会议更名为今名“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这个会议名称的确定，意味着“汉藏语言学已开始被广泛承认为是一门学科”。美国研究汉藏语的著名学者白保罗、马提索夫，瑞典著名学者易家乐等都是会议的发起人。 该会每年召开一次。1979年该会第12届会议在巴黎举行，我国大陆首次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朱德熙、李荣、王力（因病未去）、傅懋勋、王辅世、胡坦、马学良出席这次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有关汉藏语研究的论文。此后每届会议都有我国学者参加。1982年第15届会议在北京举行，吕叔湘先生任此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席，与会者176人，国内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至今已开过28届。 李方桂先生193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年鉴第一次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全面分类，提出中国汉藏语系的语言包含汉语、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50年代，罗常培、傅懋勋关于汉藏语系分类基本肯定了李方桂的分类意见，并对汉藏语系下属的四个语族所属的语支、语言及其特点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汉藏语系的分类系统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有很多著作、文章。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著文，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汉藏语系之外，认为它们与印尼语、孟高棉语、越南语有共同词根的亲属关系，其后又于1972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的《汉藏语概论》（马提索夫注释补充）和《奥斯特罗—泰，语言与文化》中，进一步确认了他上述观点，并得到西方学者的赞同。我国学者较早的对该系分类持怀疑态度的，据我所知，50年代，闻宥先生就认为侗泰不属汉藏语系。曾写过文章，油印发给少数学者。以后，他仍持此说，因而受到过不公平的批判。此后，法国沙加尔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的关系。可见汉藏语系的分类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有科学论证。因而，李方桂先生和张琨先生认为关于汉藏语系语言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现在还谈不到汉藏语系的建立”（1984年我在美国时与张琨的谈话，载拙著《民族语言教学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据李先生在《藏汉系语言研究法》中说“这一系的比较研究在19世纪初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这一百多年的成绩跟印欧语言同时期的成绩比较一下，那真是相差太远了。印欧比较语言学不但在本身上立了一个极坚固的基础，并且在普通语言学上立了不少原则，其中尤以语音演变律（Phonetic law）更为重要。反过来我们再看藏汉语的研究，这些语言的分类还依旧靠着些泛泛的普通观察所及的。”（《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月刊社编，1977年出版）这是李先生在1939年12月29日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的讲演。我当时是该所的研究生，曾亲自听到这个讲演。他分析了迟缓的原因，认为真正对这一系作语言上研究的是西洋人，中国学者一向对这门学问不感兴趣，也没有这种准备。欧洲学者研究汉藏语不能与他们研究印欧语比，主要是传教士做的，科学不高，贡献不大，材料也不可靠，主要是为了传教。有些有名的学者如劳佛尔、伯希和，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在文化传播上头，他们的精力不能专用在语言上。还有一个迟缓的重要原因是，专门作语言研究的人，他们的志愿太广，在未把一支系语言系统研究清楚之前，就要作一番大的比较工作。他们的研究建筑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用他们的结果不能不小心，不然会引入岐途。另外，该系语言大多无文字记载，必须实地调查，很费时间，人才训练、材料整理都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这已是50多年前对汉藏语系研究的评估了，的确那时对该系语言研究的中国学者是寥若晨星。 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为避战乱，许多大学师生迁到大后方云南昆明。云南是有20多个民族使用20多种汉藏语言的省份，是调查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广阔天地。有些语言学家和青年学子，听了李先生这个讲演后，不怕攀高山涉恶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汉藏语言研究还是起步阶段，基本上着重于语言的发现和资料的积累，只涉及具体语言，未能进行深入的比较和系统的研究，限于人力和物力，研究语言的数量有限。直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才进入了新阶段，党和政府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立学校，设置机构，培育人才，调查语言，组织研究，发表著作，大力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特别是1956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组织了700余人的7个语言调查队，进行语言普查。其中有5个调查队调查汉藏语言，足迹遍全国，调查语言和方言土语近千种，藏、彝、苗、瑶等语言和方言土语的调查都在一百种以上。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汉藏语言的研究在积累资料和培育人才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来，中国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方面深化语言的历史研究，在描写研究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探讨一个语族或一种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拟共同语形式，提出科学的谱系分类；一方面加强语言理论的研究，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谱系分类的原则和方法，语音、语法、词汇的特征，语言关系特别是双语问题，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收集了丰富的语言和人文材料，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及其与其它学科如民族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关系的研究，进行探讨和理论概括。去年12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南开大学共同召开了“汉藏语系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研讨会”，这个专题研讨会对汉藏语系今后新阶段的研究是很及时和必要的。 我上面所说的对汉藏语研究的得失，主要是从这次研讨会上听来的和我个人没来得及发言的一些老生常谈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1.要更好地提高汉藏语言调查研究的水平，首要的还是要继续加强语音的基本训练。作为语言学家必须熟练掌握一套记音的工具。现在国际通用的是国际音标，这是国际语音学会在1888年公布的，因为它原是根据欧洲语言设计的，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补充，特别是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首先把它引进中国，结合中国的语言实际，增补几倍于原国际音标表上的音标，赵先生还设计了适合东方有声调语言的声调符号。前辈语言学家特别注重语音的训练，大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就专设语音学必修课，先学好音标再讲授语音理论及应用音标记录语言的方法。40年代李方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时，除了参加田野语言调查外，平常从所外请发音人来所内记录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让全语言组的研究人员共同做记音练习，每记一段，大家就以自己所记的音与李先生所记录的对照改正。我记得当时参加记音的研究员有丁声树、董同和、杨时逢诸先生，青年助理研究员有张琨、周法高和我。如此练习记音，不但可以得到大师和师兄们的指导，而且经常有“曝光”的机会，这样就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能滥竽充数，可以练出真实的记音技能。我还记得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罗常培先生出任第一任所长时，首先从培养语言学人才做起，设立培训班，加强语音训练，由研究员带到田野指导实地调查。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初建时，师承老一辈语言学家培养语言专业人才的优良传统，也是先加强语音训练，专设语音学专业课，掌握国际音标，学好记音。1956年大部分民族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分别参加到全国民族语言大普查的7个工作队中，做实地调查。这次普查不但收集了大量民族语言资料，解决了很多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而且在各工作队中吸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自己的语文人才，现在大部分成为各学校、研究机构、政府机关有关语言教学研究领域的中坚人物，有些成为著名的语言学专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