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是在汉语这一种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还是在多种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符合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现阐述如下,与海内外同仁商榷。 一 从政治统一到语言统一 笔者认为,汉语最早的主人是秦国人。秦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处在奴隶社会,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前221年,秦国征服周围诸国, 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秦帝国,而进入封建社会。秦国人发源于今陕西、河南一带。战争的胜利使其疆域不断扩大,使用汉语的地区也越来越广阔。而被秦国战败的韩、赵、魏、齐、燕、楚、蜀、巴、粤等国,并不使用汉语,至少绝大部分国家并不使用汉语。经过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的战争和语言传播,汉语的政治权威(官方语言)和人群优势(比例最高)已经确立。 在汉语两千多年的同化过程中,在古都长安(今西安附近)、洛阳辐射力强的中原地区,语言的差异今天已经很小(只有次方言的差别);古都的北移(以北京为首都),不仅没有给汉语造成大的影响,反而促进了北方话在东北、内蒙的传播;在江南,则保留了不同语言被汉语同化的清晰痕迹。 今天的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我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其他语言在战国以后被汉语同化的结果,是其他语言与汉语两者“中和”的结果。在这种中和反应中,汉语的书面语言被当地人所接受,而当地人原语言的口语(特别是发音)则程度不等地保留了下来。吴方言可能是吴国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湘方言可能是楚国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闽方言可能是越国(东越)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粤方言可能是粤国(南越)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 秦汉在江南建立了封建统治,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把汉语的书面语言带到江南,即“书同文”。而统治者要想改变江南当地人的口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暴力可以在短期内建立政治统治,却无法立即消灭一种语言。 江南,由于地理因素(距离西安遥远)和气候特点,在秦汉时期以至后来,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统治薄弱地区。一旦国家出现分裂或改朝换代,这些地区很容易变成独立王国或无政府状态。所以,汉语在这些地区的普及十分缓慢和温和。汉语对当地语言的同化,首先是通过地方官员、地方知识分子展开的。朝廷下派的汉语地方官员,为了在当地建立统治,必须熟悉、学习当地语言;当地人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熟悉、学习汉语;于是,双方的交流与融合也就开始了。海南岛黎族在解放前(1949年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充分证明中国封建统治对各地区的统治力度是有强弱之分的。同样,人口的迁移也要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前221 年以后)虽然不排除汉语在微观上的分化趋向,但总体趋势是整合、统一的。 二 中国语言图谱 如果我们以与汉语普通话差异的大小为标准,就会看到一幅排列有序的中国语言图谱(如图所示)。
1.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即北方话)是典型的汉语,是秦汉以来的中国官话。北方话区域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南岸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占汉语地区的3/4,使用人口(包括一些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回族、 满族等)占说汉语人口的70%以上。北方话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宋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白话文学作品,从话本、元曲到《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写成的。北方话内部的一致性很强,从哈尔滨到昆明,直线距离3000多公里,两地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北方话内部,语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词汇方面大同小异,特别是常用词如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词等都相当一致。北方话内部的四个次方言,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才是典型意义上的汉语方言。 2.客家方言 所谓“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说的,指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居住的汉人。根据晚近学者的考证,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语居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逐渐向南方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他们的南迁,虽然开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殊的群体还是宋代以后的事。据近人统计,目前全国的客家住地(包括纯客住地和非纯客住地)共达127个县,其中纯客住县32个,非纯客住县95个。 他们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广西、湖南、四川等省,而粤东、粤北、闽西、赣南这一片相连的地区是客家分布的主要部分。〔1〕 我们认为,客家方言是北方方言分别被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同化的产物。 3.吴、湘、赣、闽、粤五方言 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介于北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是非汉族语言长期被北方方言(官话)同化的代表。在秦朝以前,当地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一样,是非汉语语言;在今天,它们已成为汉语的一类特殊方言。西汉,离秦朝最近,应该清楚地知晓楚、越(东越)、吴、粤(南越)、蜀在秦朝建立以前使用的是不同于汉语的其它语言。遗憾的是,为了大一统汉帝国的政治需要,西汉人有意识地掩盖了这一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