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是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修辞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便形成不同类型的修辞学体系，如描写修辞学、生成修辞学、信息修辞学、模糊修辞学、统计修辞学、比较修辞学等等。古汉语比较修辞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而建立起来的修辞学门类。 语言中丰富多采的同义现象，为比较修辞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俗话说，“一句话，百样说。”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古汉语中表达“攻打”的意思，就有“伐、侵、袭、击、攻、取”等多种词语形式。同样表达“有奔马践死一犬”的意义，则出现了“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奔马之下”“有奔马毙犬于道”“有犬臥通衢， 逸马蹄而死之”“逸马杀犬于道”等多种句子形式。这些同中有异，大同小异的言语形式，修辞学上称为同义形式（或同义结构、同义手段）。在汉语中，这种同义形式大量在存在着。有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形式，如语音同义，词语同义、语法同义等，这是语言体系中固定的同义形式；也有言语表达中的同义形式，如指称同义、描述同义、联想同义等，这是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的同义关系，是灵活的同义形2式。例如古汉语中关于“死”的表达方式有数十种之多，“薨、殁、殂、卒、故、亡、死”等是语言体系中的词汇同义形式，而《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山陵崩”“填沟壑”则是言语表达中的描述同义形式。修辞是选择各种语言形式和手段以最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现象。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形式的选择。作者根据题旨情境的需要，从众多的同义形式中选取最恰当的形式来传情达意，以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这种选择贯穿于整个修辞过程之中，只不过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有的一次选定，有的则多次推敲而定。从众多的古汉语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表达相同的意思，不同的作者由于言语修养、言语审美观和所处的时代等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同一作者由于先后认识的差异、修辞目的和言语环境的变化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古籍中的这种同义修辞现象丰富多样、异彩纷呈，是我们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的重要材料和客观基础。 当然，我们说同义修辞现象是古汉语比较修辞的主要研究对象，这并不意味是唯一的对象。事实上，同义形式以外的，具有可比较性的修辞现象，都应纳入比较修辞的视野。而这也是十分丰富的。这种可比较性，是指两种言语现象之间必须有同有异。有同，比较才有可能；有异，比较才有意义。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前人已作过不少探索。先秦两汉解释经书的著述如《公羊传》《谷梁传》和《春秋繁露》等书中，即已透露出比较修辞的端倪。宋代陈骙的《文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作者已较为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把《左传》《国语》《论语》《仪礼》《礼记》和《史记》等书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以阐明修辞上的优劣得失。这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是极为可贵的探索。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等著作中，都曾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为我们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用上看，都有其重要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看，有利于拓宽古汉语修辞研究的视野，全面揭示古汉语修辞规律，建立科学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运用任何一种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帮助人们有效掌握运用这些规律。但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各有其长处，亦有其短处。因而要全面认识研究对象，必须进行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在语言研究的领域中，相比之下，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在方法上比较单一，比较封闭，显示不出活力。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把信息理论，模糊理论和同义学说等新的方法论引入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是可喜的。亦足见方法的变换与革新对于修辞研究的重要性。同义修辞现象的客观性存在，古人的探索和今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比较的方法对于汉语修辞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比较有助于观察事物矛盾的不同方面，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全面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古汉语修辞现象，能为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窥视古人修辞的奥秘，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古汉语中各种修辞现象、修辞手段的本质特征及其使用规律。 从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以往的研究者多把目光集中在积极修辞方面，数十个辞格一列，便算是古汉语修辞的全部内容，即使注意到消极修辞方面，也多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这自然与作者的修辞观有关，但单一的研究方法的限制，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消极修辞是言语中大量存在的最基本的修辞现象，必须化大力气去研究。而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义修辞现象，不仅使积极修辞的研究有了新的角度，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引入了消极修辞研究的广阔领域。另外，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较为注重功能语体风格和作家语言风格的分析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古汉语修辞学中，此项研究成果甚微，有待于我们去垦荒。而古汉语比较修辞在这方面正可以有所作为。通过比较，能使不同语体、不同作家作品的言语风格特点得到充分的展示。可见，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能进一步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研究范围，使传统修辞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古汉语修辞的研究更为全面、更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