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语义的表层结构就是符合语法的义位序列。义位是有它的“音响形象”的,义位的“义”是人所共知的公设义。这种义位序列里的音响形象如果转换为音,就成为公设性的语言中的句子。语义的深层结构就是一段共时存在的有组织的思想。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语言去表达;但实际上思想中义位的标志却是各民族语词的音响形象,这就保证了一段思想能等值于一种民族语言的语义深层结构,从而能便捷地转换为这一民族语言的发音的表层结构。在深层结构里,义位、义丛、句义都在它们的公设义里增加了专化义,所以语义的深层结构是语言和言语的转换站,是公设义和专化义的交接站。深层结构的分析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 一 语义结构 (一)语言的深层结构指的就是深层的语义结构。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以后简称《汉义》)〔1 〕是一部功力深厚的书(我另有《书评》介绍,并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见《中国语文》1995年第1 期。本文有些地方引用了《书评》里的话)。我读后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只是一些起组织作用的框架;它们的“意义”,其实来自语言的另一种成分——“语义”。语义自成系统。语音系统、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都是用来为组织和表达语义服务的。语义是语言诸成分中的重头,应当重视“语义系统”的分析。 我所说的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是从实质上来陈述语法这个层次的。人类的语言结构其实都应当分为语音、语法、语义三个结构层次。“语义与语法、语音的情况不同,它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或作者思想的体现,语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没有语义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语言包括它的语音和语法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根本不会存在了。”(《汉义》34页)当然,语法也不能凭空研究,我们研究语法的时候是会动用“语义”的,比方决定这个词和那个词、这个句子和那个句子是不是“同形异义”的等等。语音也不能凭空研究,比如我们在某一语言里发现像pa 和pha这一类能对比的音节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可以互换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同值的。不过这里所动用的“意义”只是一种“差别意义”(differential meaning)。严格说,还不是“意义”本身。 (二)现在我们把《汉义》所陈述的关于语言结构的内容(主要见《汉义》17—19页,24—25页)综合为下面一个表:
“句义”之后,原书还有“言语作品义”。现在我把复句义、多句义都归入“句义”,所以表中省略了“言语作品义”。 “义位”大致相当于词典的“义项”,大体相当于思维中的“概念”。义位是语义层中由义素组成的、具有“可区别性”的、有标志的一种数目极大的单位。义丛和句义就是由这种单位组成的,所以义位实际成为语义的标志。语义要是无标志、无“可区别性”,就无法存在。我认为义位的标志就是词的“音响形象”(image acoustigue)。这就出现了一个易于使人困惑的复杂问题:义位究竟是怎样呈现在记忆里的?各民族语言的义位拿各民族语言的词的音响形象来标志,的确说明了“思维的民族性”,而且各民族语词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性也助长了思维的民族性。但这些考虑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躯体组织,生活在同一个大自然环境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具备了相同的发音器官来表达“意思”,这就保证了全人类语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各民族语言之间保持了“可译性”〔2〕;所以人类语言的语词(义位)具有概念表达上的“同归性”,也就是说,语义有普遍因素。贾彦德说:“语义的普遍因素与语义的民族特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总是通过千差万别的民族特点去把握普遍因素的,对普遍因素的认识提高了,对民族特点也看得更清楚了。”(《汉义》330页)比如“手”是人体都具有的,所以跟hand,pyka 在概念上同值;“山”是各处地貌都具有的,所以跟hill, mountain ;ropa在概念上同值;“太阳”和“月亮”是这个大自然环境中唯一的两个物体,所以sun,coлнцe,太阳,同指一个东西;moon,лyнa,月亮,同指一个东西。“吃”和“睡”是人类都有的行为,所以跟eaтb,sleep;ecть,cпaть在概念上同值;“大”和“小”的概念如果没有,制造石器时就会影响石头的选择,所以跟larage,Small; большой маленький在概念上同值。 “义素”是义位的组成成分,它虽然没有独立的语音形式,但有人类认识上的客观基础;并且可以利用义素的分析列出词义的义位结构式,而使计算机能理解词义,这些都可以说明义素不是主观的东西。 语法上的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它的义位就是这个词的语素义。复合词和派生词的义位不是由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这些语素义只起揭示义位、或添加一些附加语义的作用,义位和语素义之间不是组合或分解的关系,所以上表只用虚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