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饶宗颐编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中的十七篇唐代卷子为材料，精选一千个俗字，以《干禄字书》等三部唐代正字书为正字标准，分析出唐代俗字的八种类型，进而指出八类俗字中，保持正字理据的仅一类，弱化正字理据的三类，破坏正字理据的占四类，从而得出俗字的理据性比正字要弱得多的结论，因此唐代俗字多为后代正字书所排斥。此外，还有两种外部因素影响了俗字转化为正字。 俗字的应用在古代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对于俗字的研究和整理应该是文字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它对明确汉字的性质特点，观察正俗字的相互影响，分析汉字的发展演变趋向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先辈做过一些俗字的辑录和研究工作，较有影响的如洪适的《隶释》、罗振鋆和罗振玉的《增订碑别字》、刘复和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等，但材料多局限在碑版和宋元通俗小说刻本，较少涉及敦煌写本，然而俗字在敦煌写本中却有着相当集中的反映。本文参照前人的研究方法，以饶宗颐编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为材料，与唐代正字作比较，对所辑录的唐代俗字做一些分析。 一、本文所依据的正字和俗字材料 俗字是指民间手写的跟字书写法不合的汉字字体，而合乎一般规范的形体则称为正字。俗字总是在与规范正字的比较中确定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讨论俗字，首先要明确与俗字对应的正字的范围。为了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唐代正字与俗字的实际情况，本文没有按照以往以现代通行规范字为正字来确定俗字的做法，而是以唐代正字书为标准，在与敦煌写本的共时对比中确定俗字。在唐代，专门指明字的形体标准、辨正字形同异正误的书有“字样”之称，本文采用的唐代正字书共有三种： （一）《干禄字书》——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书明拓善本影印本，一九九二年七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其泐阙处参照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该丛书中《干禄字书》据夷门广牍本影印。 （二）《五经文字》——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所出《丛书集成初编》本。其中《五经文字》据后知不足斋本影印。 （三）《九经字样》——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所出《丛书集成初编》本。其中《九经字样》据后知不足斋本影印。 这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正字书，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正字形体标准。《干禄字书》为唐武后时颜元孙所撰，收字1599个，大历九年（七七四）书家颜真卿写录此书，刻之于石，其传遂广；《五经文字》成书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七七六），是张参受诏为考证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形体变化和音义而作的，全书收字3235个；《九经字样》为文宗开成二年（八三七）唐玄度所撰，收字421个，此书为《五经文字》的续作。 上述三本唐代正字书，有着较为一致的正字标准。关于《五经文字》的正字标准，作者张参在“序例”中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他强调首先必须承认《说文》的正统地位，以《说文》为正字之本，而后有所变通。《九经字样》在考定形体、注释音义，体例都与《五经文字》相同，笔者核对，只发现“席、於、笑、蓋”四字与《五经文字》共收，其余都是《五经文字》一书所没有的，而且共收的四字两书同形，《九经字样》实在是为增补《五经文字》而作。至于《干禄字书》，有人做过统计：正体合《说文》占82.2%，俗体合《说文》仅占0.8%〔1〕，故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所谓正者，并有凭据”是以《说文》为确定正字的根本，这就使《干禄字书》的正字与《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同收的正字基本相合。总之，这三本唐代字书的正字原则一脉相承，可以共同作为断定唐代俗字的统一参照系。〔2〕 本文所依据的俗字材料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编选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一书，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八册，按门分为“拓本·碎金”、“经史”、“书仪文苑·牒状”、“韵书·诗词·杂诗文”、“写经”、“道书”等类。编者的选取标准，首先是“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其次是尽量选取“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和“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者”〔3〕。 而我们选取敦煌俗字材料是有所限制的，要求是：一、尽量辑录有确定书写年代的唐代的文献篇目。二、只选字迹清晰的俗字，书写草率、字迹模糊而令人把握不定的俗字不作辑录。 所选取的唐代敦煌卷子篇目是： （一）周易王弼注卷第三——伯二五三0号。 此卷末尾有“显庆五年（六六0）五月十四日午时记”一行。 （二）周易王弼注残卷——伯二六一九号。卷中诸“民”字皆避讳缺笔，王重民谓“盖写于太宗、高宗之世”。 （三）春秋左传僖公五年至十五年（杜预集解）——伯二五六二号。罗振玉定为初唐写本。 （四）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杜预集解）——伯二五四0号。罗振玉定为武德初写本。 （五）春秋谷梁传集解（范宁撰）——伯二五九0号， 此卷中“民”字多作“
”，有省笔，饶宗颐定为初唐写本。 （六）史记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伯夷列传残卷（裴骃集解）——伯二六二七号。唐高祖武德初年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