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谐声和音系

      汉字的特色之一是假借字众多，谐声字丰富，长期以来成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对像之一，在古籍校勘、古书注释中也是必须注意的现象。不少学者还对假借字、谐声字作过专题研究。尤其是音韵学研究者，都一定要特别对假借字、谐声字进行一番清理，或写成专著，或撰为某些章节，或作为论文，或谱列成表，或编成手册。所以，关於假借字、谐声字的论述相当丰富。从已经见到的各种著作来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古代的假借字和谐声字都作为一个总体来对待，把所有古代的假借字看成是一个总体，把所有的古代谐声字看成是一个总体；另一方面又不约而同地把假借字和谐声字看成是关系不大的两个方面，假借字就是假借字，谐声字就是谐声字，好像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观点，甚至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正是因为把古代的假借字看成是一个总体，就好像是从同一个音系产生的，或者说是在同一个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如果假借字之间韵读不同则称之为韵类通转或韵转，如果声读不同则称之为声类通转或声转。正是因为把古代谐声字看成是一个总体，所以讲上古音总要列一个谐声字表，在论述某字为某韵时总要说一句某从某得声作为证据。由於把古代假借字和谐声字看成是关系不大的两个方面，所以两个方面总是分别论述，很少作为有联系的因素加以论证，更少作为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有关联的现象进行研究。现在看来，上述种种都存在问题。

      古代的谐声字，经过稍为细致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并非是在同一个音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从地域而言，它们形成於不同的方言。如果从一个平面来看，这三种写法当是同字异体。如果从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应是两组谐声关系，分别与不同的音系相关联。商代甲骨文所形成的谐声关系，大体与当时的殷都即今河南中北部以安阳为中心的那一地区的方言音系为基础。春秋末期的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平山县一带，与安阳相去不远，语音系统相近。所以甲骨文和中山王铜器的亲字均从宀新声，这应该属於同一组谐声，而西周金文所形成的谐声关系，大体与当时的京都即今陕西关中与河南洛阳为中心的那一地区的方言音系为基础。

      

      

      古汉字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很好地表示日益丰富的词义，各方言区都在各自语音系统的基础上不断产生着各种新的谐声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个时代也在各种语音系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的谐声关系。各方言区产生的各谐声关系和各时代形成的各谐声关系并不都受所谓的统一音系的约束，相反，各种新产生的谐声关系甚至有不少是有悖於所谓的统一音系的。因此，各谐声关系即使在新产生的时候，相互之间也必然产生着某些矛盾。人类在不断延续，社会在不断发展，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之间的语言交往和文字交往即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的思想交流也在一直不断地进行下去。语言文字要交流，已有的存在着各种矛盾的谐声关系当然要相互交流、相互认识、相互借鉴、相互采用，其不成结果的结果是有的谐声关系被吸收，有的被排斥，有的被借用，有的被改造。因而有的谐声关系共同存在，有的则被抛弃。商周时代各地方言区形成的各种谐声关系为什么到了秦汉之际有的被继承了下来有的改变了面貌有的则已消失，原因即此。但是，不管怎样，各谐声关系之间的某些矛盾仍然存在。战国时代可能是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之一。就在这各种矛盾着的谐声关系在相互交流、采用、改造、排斥的同时，各方言区各时代又在各自语音系统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着各种新的谐声关系，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另一方面，不管是各种方言的或是某一时代的某一语音系统，都在发展中不断演变。而演变的结果必然是原来的某些谐声关系显得不怎么和谐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一种结果刚一形成，又由此开始了新的发展和演变。这样一来，某些谐声关系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既有着历史因素又有平面因素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时间因素和地区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其中还包含着历史音变的痕迹。为什么《说文》所收入的各种谐声情况如此复杂，原因即此。所以，如果从某一音系去看待这如此复杂的各种谐声关系，必然会看出某些谐声关系内部之间是不和谐的，或者是不同声，或者是不同韵，总之是不同音。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把这些谐声和一个设定的统一音系对应起来就不太合理。

      上面是就古代所有的谐声关系而言。如果就古代某一时期的某一方言的谐声关系而言，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姑且先以商代甲骨文的谐声关系为例加以说明，因为商代甲骨文在时间地域两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