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9—11日，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出席的海内外语文学者约70人，分别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有66篇论文在会上宣读，讨论涉及路向探索、语文政策、语文规范、繁简汉字、语文教学、港式中文等等。 路向探索 关于1997年后香港中国语文的发展路向是这次研讨的重点。 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第一个发言，讲题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对策——兼论1997年后的香港语文”，他在论及香港语文时指出，首先必需明确两点：第一，现在香港的语文政策应该由香港政府来研究和制订，199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拥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的语文政策将由特区政府来作出决策，中央政府及其行政职能部门，不会按内地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要求香港。第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必须保持其英语的优势，并不断提高其公民的英语水平，这是保持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的条件之一；同时，粤语作为最通行的日常语言的地位，也将一如既往。这两点是今后考虑香港语文问题的前提。许教授并且郑重声言，此次与会他只是作为一个语文学者谈个人的看法。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两条原则，无疑是很切实际的，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意见。 台湾语文文学会会长曹逢甫以《台湾的国语教育与母语教育》为题发表讲话。他详尽地综述了台湾50年来推行国语的情况及所取得的成绩，但认为并不等于国语运动就那么十全十美，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台岛的国语教育带着太重的排他性，“由于错误的政策以及诸多不当的行政措施，国语在台湾推行了四、五十年之后，台湾大部分的本土族群都面临语言人口以及文化流失的命运。”近几年台湾母语教育的兴起，看来跟几十年来大力推行国语时所采取的方式欠妥不无关系。台湾的经验对香港无疑有参考、借鉴的作用。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百多年来一直推行着以英语作为香港官方语言的政策，但并没有对几百万香港居民使用的语言交际工具作过任何限制或政策性引导，因而作为香港居民母语的粤方言，始终能够处于社会交际的主导语言地位，以粤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性传统文化，也得以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在香港绵延不断。我国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近十多年来在香港居民的语言交际中也逐渐发挥作用，从而使香港的社会语言形成了“三语”并用的多元格局。这一独特的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美国夏威夷大学李英哲教授的论文题目是《1997香港语言使用模式探索》。李教授认为任何社会对语言的选择，都始于几种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而终于哪些因素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语言选择的最基本因素是族群认同，其次是经济力量，同一社会如有不同族群时，则有时选择多数族群，有时选择原居民的语言，而有时几种族群语言并用。经济因素有时也促成几种语言的使用。比如香港在国际贸易上使用英语，在地区性工商业中则使用粤语。”李教授指出，当前世界各地族群意识抬头，社会走向开放多元，资讯高速公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走向了双/多语的道路，新加坡、香港便是例子。 他估计香港长期以来使用的英语——粤语双语教育到97主权回归以后有可能仍然延续，在这一双语模式的基础上会加入普通话。随着普通话地位的提升，也有可能在中小学成为中文科甚至其他科目的教学语言，而粤语的使用在校内校外就有明显的变化；再一种情况，就是实施粤语和普通话双语在教育中并存，而英语则改为中学以后再学，但这样会降低香港人的英语能力，不利于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城市的能力。 广东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詹伯慧则以《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言。他认为，长期以来这个多元化实际上只是二元化，即英语与汉语粤方言并用。除了不到1 %的外籍人士使用英语作为生活交际用语外，绝大多数的港人都认同粤方言作为香港社会公共交际用语，粤方言被视为本地的“母语”，始终在语言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香港华人跟新加坡华人的历史地理背景不一样，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各种方言，没有一种可能象粤方言在香港那样成为华人间的公共交际工具，因此，只能推广超乎各汉语方言之上的普通话——“华语”作为华人的共同交际语言。自从近十多年来普通话在香港的通行率日渐提高以后，香港的语言格局出现了所谓“三语社会”的情况，也有人说是“三语二文”社会。“三语”指的就是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二文”指的是书面上的中文和英文。基于对香港语言现状的分析，詹教授提出今后香港语言工作的取向，有几项工作是当务之急：①筹备设立专司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机构，类似内地的“语委”，规划、管理并引导全社会的语言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语文政策，明确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三语的社会功能和应用范围；②加强粤方言研究，解决粤方言应用中的问题；③结合语文（国文）的教学，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使普通话在各级学校中生根，更广泛地进入千家万户。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从中文和英文在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入手，以《“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为题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重英文轻中文，70年代以来，虽然中文也成了法定文字，但许多文件上却注明“有歧义时以英文本为准”，实际上重英轻中本质未变，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写着将来香港社会“用中文，也可用英文”，但要扭转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却牵涉到一系列语言使用中的复杂问题。例如历法、度量衡、学术名词、中英对译等等都在中英文使用中存在着混乱，有的问题还相当棘手。倘若要实现“中文为准”的话，首先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对中、英文对译的问题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建立一种特殊的词库，逐一解决一词多义，一词多名、译名混乱等问题，有了这样一项基本语文建设做基础，才有可能扎扎实实地实现“中文为准”。为此，他呼吁建立“考今学”，在上述中、英文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之前，他主张在中文中夹用英文，只要用得适当，也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