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语言模糊性是一种较普遍的语言现象。模糊语言在语言表达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能表达模糊概念，有时也能表达精确概念。语言模糊性源自人类的认知心理。把模糊语言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某些机制，同时也可以揭示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这项研究的结果在人工智能、词典编纂、外语教学以及文学翻译等学科上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模糊语言是一种普遍现象，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世界充满了模糊现象。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如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等等，它们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生物学中物种的划分、医学上高烧和休克的区分也都是模糊的。“就连有精确科学圣殿之称的数学，几百年来也同样在模糊和精确的振荡中浮沉”〔1〕。可以说，模糊性和它的对立面——精确性一起， 辩证地存在于世界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模糊性。最常用的词语，如表示时间、颜色、年龄、大小以及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都是带有模糊性的。而且，人类生活也离不开模糊语言。伍铁平教授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模糊词语，便没有人类的自然语言”〔2〕。 伍铁平教授甚至发现，“某些词的不精确、模糊的用法所占的比重恐怕远远超过其精确的用法”〔3〕。苗东升也指出，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禁止使用模糊词语，那么，“人与人的思想交流将会贫乏到何等地步”〔5〕。事实上， 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本身就是带有模糊性的。例如，在从高兴到欣喜若狂的变化过程中不存在明确的中介。而且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越丰富，其复杂性就越高，模糊性也随之提高。因为根据札德（L.A.Zadeh ）的“不相容原理”，精确性和复杂性是不能相容的。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生活、揭示人类丰富思想和情感的成果，本身就是充满了模糊语言和各种模糊推理的复杂体系。它的生动性、广泛性和风格、神韵及潜意识都是通过模糊方法获得，也都是模糊的。所以，“没有模糊语言，就没有文学”〔2〕。诗歌，作为人类情感最含蓄和最练达的表现方式， 更是依靠模糊语言和模糊方法来传递丰富的言内和言外意义，其模糊程度也更高。笔者认为，诗的内在性在于它的模糊性。 模糊语言的应用价值还在于，它具有比精确语言更强的表达功能，既能表达模糊信息，又能表达精确信息。一首朦胧诗的语言提供的是模糊信息。但这种模糊信息，对于一个有诗歌鉴赏力的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确信息。在诗歌中添加一些注解性词句，只能破坏诗人通过模糊语言再现出的真实情感和美感。因而M.Black（1949 ）认为，模糊符号在语言中的作用是精确符号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在原则上可达到更高的精确度〔4〕。“文学家用模糊思维构思， 用模糊语言描述，能够准确逼真地塑造人物和意境。”〔5 〕如果用精确语言代替模糊语言，塑造出来的反而是没有形象的人物。 二、模糊语言性产生于人类的认知心理，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是可行的、必要的。 虽然模糊语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应用问题也受到重视。但至今对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仍有许多争议。纵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6〕： 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符号意义的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语义的模糊性在于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符号的属性。 正如吴涌涛、陈保亚所指出的那样，这三种观点都失之片面，不能完全解释语义的模糊性。我们认为，它们的片面性就在于把语言模糊性的根源分别归结于构成符号关系的三要素的某一个上。其实，语言的模糊性是这三个要素同时决定的， 是主体和客体发生认识关系的结果〔7〕。也就是说，语言模糊性产生于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认知心理对语言模糊的产生和识别起决定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不能把认知心理和认识的局限性混为一谈。人的认知心理不可避免会受到认识局限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认知心理中有着主动的和积极的因素。 奥格登（C.K.Odgen）和理查兹（I.A Richards ）把构成符号关系的三个要素列成下面这个语义三角形（Semantic Triangle）
语义三角形揭示了符号、所指活动和所指物三者之间的关系。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符号要通过所指活动才能与所指物产生联系。在我们看来，所指活动主要是人脑对符号或所指物的认知识别。符号进入人脑后，要经过一系列认知活动才最终与所指物联系起来。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认知活动，便不存在符号与所指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或语义模糊。所以，语言的模糊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心理过程的特点及方式之中。 ”〔9〕 语言和人类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行为主义语言学破产以后，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研究语言可以认识人类的心理。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名言“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已被语言学家普遍接受。乔姆斯基在批判行为主义语言观的同时开创了心理语言学的先河。“他认为语言学应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0〕乔姆斯基一直致力于通过语言研究揭示人类的本质（包括人的认知结构），他把这看成是他的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标〔11〕。在《语言和心理》（Language and Mind）一书中，他明确指出， 研究语言的长远意义在于它有可能对心理学的某些中心问题提供一个相当明确和清楚的表述，并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语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它可以了解心理过程和结构的特点〔12〕。在乔姆斯基学说的影响下，语言研究的重点从表面结构和言语行为转移到底层结构和认知结构。这是乔姆斯基对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贡献。但乔姆斯基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语言的表层模式对深层结构和认知结构提出假设、推测。他没有从语言运用的具体心理过程去考察语言信息的传递和语言知识的运用。这是他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上的局限性。因为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运用和理解语言的心理过程。桂诗春教授指出：“‘语言是打开心灵的窗户’仅是一种说明语言和心理关系的形象说法，被打开的窗户并不能一览无余地展示我们使用语言的复杂心理过程。”〔13〕可以说，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任何模型，如果未经过语言认知模型的验证，都只能看作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语法（Grammar of Competence）， 而不能被看作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语法（Grammar of Performance）。乔姆斯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为了建立语言能力的模型，语言学家必须从语言运用中进行抽象，因为语言运用受到象注意和记忆局限之类非语言因素的影响〔14〕。所以语言要用于了解人类的语言能力或人类知识的心理表征，并进而揭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结构，必须首先把它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因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产生自人的内心，其本质是认知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