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近四十年间在美国及西欧相继出现了许多语言学理论，生成语法、概括性短语结构语法（现已演变为“中心词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格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法、词项功能语法等理论模型。按解释性语言学和描写性语言学的分类，这些语言学理论基本上都属于解释性语言理论，或称理论语言学。本文将从基础、对象、性质、目标、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六个方面对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特征进行简要的讨论。 1.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基础 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认识论。无论是自己进行语言研究，还是评论别人的语言学理论，搞清楚语言研究的认识论背景是进行语言学评论的前提，也就是先要搞清语言知识和能力〔1 〕是什么和如何获得的问题。按照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Chomsky 之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典型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这种认识论思想在语言研究上的表现有三：（一）语言是用于交际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知识就是关于这套符号系统的知识，会讲某种语言就是会使用这种语言的符号系统；（二）作为语言的符号系统没有限定，就是说什么样的符号系统可以成为人类语言是没有限定的，是在没有任何限定的情况下“约定俗成”的，人们约定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三）如果把一种语言看成是有许许多多句子组成的话，那么一个孩子学会使用这种语言所要做的只是听父母讲一句，记一句〔2〕，父母讲多少就记多少， 而后就会用多少。在这种行为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左右下，结构主义语言学便自然会否认认识主体自身在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作用，把认识主体排斥在语言研究范围之外，把人脑在获得语言知识能力的能动〔3 〕作用降低到消极、被动甚至是毫无作用的地位。Chomsky 认为行为主义的认识论不对，语言学研究方向应该修正，理由主要有下面五条：（一）行为主义认识论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不能回答为什么只有人才能说话，而动物（比如一条狗）无论怎样刺激训练也不能说话，也不能掌握人类语言这套符号系统。（二）语言中有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unlearnable）。比如， 从没有人教过孩子说“爸爸很喜欢他”中的“他”和主语“爸爸”不可同指一个人，可孩子可无师自通，从不会听错，用错。（三）儿童后来能说出来的句子不都是听到过的，表现出一种语言能力上的“创造性”。（四）儿童学习语言不必依靠成人的“有意识的训练”，没有所谓“负面根据”，即父母从不告诉孩子“不应该怎样说”，从不给孩子纠正什么错误，即使好心的父母为孩子纠正什么“错误”，孩子似乎不太理睬，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某种既定路线坚持在父母看来是错误的说法，直至某个时期，孩子自然而然地讲出和成人相仿的话来。（五）孩子听到的，父母所讲的话都是杂乱无章的，不像外语教材那样经过分析编排过那样。儿童甲听到的话和儿童乙听到的话从内容安排上可能相差很远，学习时间长短也可能很不相同，但他们最后形成的语言能力，所持有的语法是一样的，不然他们之间会发生交际上的困难。出于上面这些考虑，Chomsky改造了笛卡尔的认识论思想〔4〕，提出了著名的“心智主义”（mentalism ）认识论观和“语言获得机制”（LAD）〔5〕。“心智主义”认识论在美国语言研究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的确在语言研究和认知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一场科学革命，成为美国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先导。之所以是一场科学革命，是因为心智主义的语言观大大地动摇了美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语言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表述形式。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是研究人脑的认知系统，新的目标是为人脑的认知系统（包括语言系统）提供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方法是演绎的模块式程序方法，理论表述是形式化的。所有这些变化不能不说都是从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引起的，集中地表现在“普遍语法”（UG）思想上。普遍语法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脑按人类遗传规定生下来就呈现出一种狗脑不会呈现出的生物-生理状态， 称作“初始态”（initial state）， 这种初始态的形式属性称作“普遍语法”或“语言获得机制”。大脑在处于初始态时，孩子并不会说话，随大脑继续发育成长，初始态进入“稳定态”，普遍语法变成个别语法，这时孩子才具有使用一种具体语言的能力。这个从初始态到稳定态，从普遍语法到个别语法的过程是一个生物—生理发育变化的过程。人脑的这个发育变化、普遍语法演变成具体语法的过程不是任意的，它首先受人脑初始态或普遍语法的制约，就是说孩子将来讲出什么样的话来，沿着什么样的“学习”路线学会说话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这个发育变化过程离不开外界的条件〔6〕，这就是语言环境。 不过孩子在某个语言环境中所听到的语言材料（输入）是未曾被整理加工过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孩子必须对这些原始的语言材料加工处理，进行加工处理所依据的是大脑天生的固有结构，不同的孩子，不同的语言环境，加工处理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人脑的初始态不是被动的“听、记”句子，而是能动地分析、解释和处理听到的语言信息，最后进入到稳定态。美国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多数都相信人脑遗传属性对语言知识能力获得的内因性作用，相信Chomsky意义上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因此美国语言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投注于对普遍语法的寻找上。但在人脑的与语言相关联的特定结构是什么，普遍语法有哪些内容和是什么的问题上，各有各的看法，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2.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对象 以行为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对象是语言本身，是语言事实本身，是句子的各个成分（语音的，结构的，词汇的等）。要回答的是作为符号系统的具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语言事实有哪些、是什么样子。研究对象是事实本身。以“心智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美国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上，不停留在回答语言事实（如句子）是什么样的问题上，而是要研究语言事实的成因（etiology），回答语言为什么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会是那个样子，句子为什么只能这样说，不能那样说，只能这样理解，而不能那样理解。回答这些问题时又同人脑的结构属性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人脑和人脑的语言系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果问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说某人会讲汉语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会使用汉语这套符号系统”。如果问一位当代语言学家，尤其是生成语法学家，他会说这个会汉语的人的大脑里形成了一个象计算机程序一样的系统，出现了一部“汉语语法”。汉语已经“内化”（internalized）成了人脑的一个部分，体现为一种人脑的生理结构状态。不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工作状态和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工作状态是不同的，不会讲汉语的人的脑里尚未出现那部“汉语语法”，而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里出现了那部“汉语语法”。所以，当代语言学家会说他们在研究会讲话的人讲话时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大脑发生什么变化，那部“汉语语法”是怎样在人脑中出现的，那部人脑里的“汉语语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人脑里的这部“汉语语法”绝不会是我们在书店里买到的那本“汉语语法”。 （二）一个人的大脑里出现了那部“汉语语法”就等于说那个人有了说汉语的能力。即使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即他没有使用汉语，没有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运用时，这个人的语言能力还在，因为那部“汉语语法”还在他的大脑里。如果，这个人大脑受到损害或发生病变，而可巧伤害的部分又是那部“汉语语法”，那么这个人便丧失了语言能力，没有能力也就没有运用可言。能力是本源的，运用是表征。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是两个除了普遍语法思想之外在世界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概念，得到极其广泛的运用和发挥。有了这种简单的区分，可以说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有语言运用外，更重要的要研究语言能力，研究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关系。〔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