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维的层面与层阶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断定，用不同语言组织经验的人会有不同的世界图式。 这一命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由于很多哲学问题都要追问到这一问题上来，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求一种实证方式来证实或证伪这一命题。这项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不过现在大家一般都承认，语言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关语言决定世界图式所面临的问题是，萨丕尔—沃尔夫所熟悉的语言和文化是印欧语和印第安语，要通过语言来解释这两个民族集团的文化差异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印欧文化和印第安文化不在一个可比较的参照点上。印欧民族的经济和文明程度已高度发展，印第安民族尽管也有过辉煌时期，但毕竟要比印欧民族弱得多，因此当我们比较这两种文化时，就不好说两种文化的某些精神差异是语言和思维轨迹引起的还是经济和文明程度或其他方面引起的。所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只笼统地说语言决定了世界图式（参见B.L.Whorf: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PP207—220.M.I.T.Press.），这样的说法可以作出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也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起很多争论的原因之一。 我们拿汉语、汉文化跟印欧语、印欧文化相比就有所不同，由于汉文化和印欧文化文明程度都很高，都有几千年的有史期，都有浩瀚的经典文献，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相同的经济和文明程度上进行文化精神差异比较的标准。 下面我们要说明，语言以两种方式影响了文化精神。这种过程是从语言浇铸思维轨迹开始的。 按照语言学家一般的说法，思维必须依赖语言，但思维是各民族共同的，各民族的思维一样，语言在各民族中不同。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含糊的。既然思维必须依赖语言，而各民族语言不同，那么思维怎么相同？思维相同是怎么观察到的？ 在我们看来，思维活动可以分成四个层面：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思维能力是人类先天的，是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先天能力，各民族都相同。思维能力包括类比（比较两个事实或事件的共性与差异）、语言能力（符号化活动）、归纳和演绎（反思或元分析能力可以看成是归纳和符号化的结果）。从儿童智力发展观察，思维能力先于语言，而且可以独立于语言。 因此，当语言学家说各民族的思维相同，心理学家说思维先于语言时，这里的思维指的是思维能力。 我们所说的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铸了思维轨迹。思维能力导致语言普遍性的产生，语言系统导致思维轨迹差异的产生。语言组织经验必然要将经验范畴化，将可感知的语音特征音位化，将一般经验词汇化，将组织词汇的方式形式化（语法范畴和结构关系的产生）。由于人类智力结构基本一致，外部世界有一定的共性，范畴化后的语言有共同性，这是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以及经验活动总是在原有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不同民族有一定的差异，范畴化又有相对性。人降世便接受了既定范畴化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浇铸了思维轨迹。语言浇铸思维轨迹是通过语言范畴化来实现的（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看拙著《语言文化论》3.1，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语言浇铸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性可以从学习第二语言和人工语言中观察到。印欧成人学习汉语时掌握介词和掌握量词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掌握量词比掌握介词要慢得多，因为印欧语中没有量词，名词和数词结合不需要量词，这已经成了很深的习惯，而从小生长在中国的印欧儿童学习汉语时掌握量词和介词的进度区别不显著，这两种学习背景的差异就在于生长在中国的印欧儿童在学习汉语时没有印欧语言背景，而成人有，这说明印欧语言在浇铸印欧成人的思维轨迹，使他们在学习汉语时受到影响。汉族人在学习印欧语言时遇到的困难也体现了思维轨迹受语言的浇铸，汉族英语学生在英汉口语翻译时，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的翻译要比hundred（百）、thousand（千）慢得多， 出的错误也更多，因为汉语中没有和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相当的进位范畴，而有和hundred（百）、thousand（千）相当的进位范畴。 所谓母语干扰，就是语言浇铸思维轨迹的直接体现。 思维模式是人们运思时形成的一种范式。人们常常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思维，因而形成了前后统一的模式，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范式类型。思维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类型是中西方思维类型，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汉民族思维模式的直觉把握特征和印欧民族的逻辑分析特征。下面我们会谈到思维轨迹和思维模式是有关系的。 思维方法是在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技巧。思维方法既和思维能力、思维模式、思维轨迹有关，也和后天习得的知识结构有关。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的数字之和是否是9的倍数，来快速确定一个数是否可以被9或9n整除，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种快速分析法是由我们获得了一种知识而决定的，而这种知识最初由谁提出，既和思维能力的强弱有关，也和我们下面谈到的思维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有关，因而和思维轨迹有关，由于语言浇铸思维轨迹，因而最终也和语言结构有关。 为了避免因为概念的定义不严而出现的不必要的争论，在四分思维层面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思维活动分成前语言思维、语言思维和超语言思维三个层阶： a.前语言思维是个人的，没有模式，无序，不能组织复杂的经验活动。前语言思维有力的证据来自皮亚杰的观察资料。皮亚杰认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思维（准确地说应该是思维能力）可以先于语言而产生。儿童在一岁至两岁以前就已经具有一个“感知—运动智力”阶段。皮亚杰认为这个阶段存在着推理迹象，因为当儿童学会把毯子拉到身边以取得它上面的玩具后，他就能用拉毯子的方法取得毯子上的其他东西，并且会去拉一根绳子以取得绳子另一端的东西。皮亚杰的这种实验旨在说明儿童能够在行动中形成概括。更严格地说，皮亚杰的这种实验反映了儿童的类推能力（参见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结构主义》，倪连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发生认识论》，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b.语言思维有群体性，有模式（语言浇铸的模式），是有序的，能组织复杂的经验活动，一般的思维活动都在这个层面。通过语言有序化的思维轨迹增加了思维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c.超语言思维有是否存在还有争议，这是指在语言思维的基础上出现的领悟，带有个人性，没有模式（是对语言思维的突破，可能有个人内部编码，可以看成是语言思维的变异），是无序的。如果借助语言将领悟的东西符号化，可以组织高层次的经验活动。不借助语言就不能将领悟符号化，领悟就永远是个人的，无法社会化、有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