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格一直是修辞学（包括古典修辞学—Rhitoric 和现代修辞学—stylistics）、诗学、文学理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 最早的辞格论述，从今天所占有的历史文献看，当推古希腊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修辞学〉（此书原名为Rhitoric，原义为“演讲术”，跟现代所说的“修辞学”（Stylistics），并不是一回事。）亚氏这部著作讲的是如何组织、进行讲演，发表演说，使之能够达到说服听众、影响听众的目的。该书的第三部分讲的是语言表达，论述了一些辞格，诸如隐喻、明喻、修饰语、拟人等的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研究文学（诗歌、戏剧）创作的著作〈诗学〉也涉及到辞格。亚氏之后的古罗马大演说家西塞罗、昆特立安、郎吉弩斯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辞格有进一步的论述。 “辞格”从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始（如西塞罗），传统上一直被说成是语言的“修饰”、“装饰”、“饰物”。但这种说法是不科学、不甚恰当的，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就有人提出异议，本世纪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立场批评这种说法。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批评说，所谓“装饰”、“修饰（物）”意味着是一个多余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附加物”、“调味品”，而“适合于表现的东西不应被称为修饰和外来的，附加的东西。”〔1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日尔蒙斯基说：“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常出现习惯的、不尽科学的比喻：〈……〉形式即包裹躯体的衣裳，里面的躯体与其没有裹进衣裳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这就导致把形式理解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实则，“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是新内容的发掘。”〔2〕 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M.ЛотмаН）也说：“（语义）辞格并不是服务于表达领域的饰物，而是建立某种内容的机制。”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恰切地描述这类现象。” 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也说：“这类比喻语（fiqures ）曾长期被说成是语言的‘装饰’，而实际上它们已经完全是形成语言功能的有机部分了，不仅对于诗歌，就是对于其他的表达方式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3〕 从认知理论来讲，语义辞格，各种比喻语，首先是认知方式和其表现（成果）。语言反映着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形象（感性）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辞格，特别是语义辞格，比喻语，一般说来，是形象思维的现象。形象思维是人类在“孩提”时期就有的（维柯、卡西尔等称为神话思维），那时人类的语言中就出现了——而且普遍地——现在我们称之为“辞格”的现象，特别是隐喻、拟人格等基本模式。意大利学者维柯表明：比喻语（tropes）不是“喜悦的任性”，而是人类头脑的必然。他说：“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还不会抽象思维，他们借以认识世界的只是感觉的想象或形象思维。”〔4〕“以己度人”， “把自己的特性转移到事物身上去”，“即把周围的事物想象为有生命的”〔5〕（人类初期又往往把它们想象为有神性的）， “拟人格”就是这么来的。如说“月亮走”，“太阳下山”。人类认识事物是通过已知、熟悉的东西借助类比法来认识未知的、不熟悉的东西。类比——这是人类一种基本认识方式，在抽象思维高度发展的今天也是如此。英国学者奎恩写道：“对于思维和语言来说，没有什么比类比、相似感更基本的了。”隐喻、明喻，以及借喻、提喻就是这么产生出来。 对于诗人来说，他运用形象思维，“他是象谈自己内心感受那样来谈外界现象，他把自己的内心印象与外界印象混为一体。由此就产生了：抒情诗中常把自然界拟人化，赋予无生物以生命、情感和理智。”诗歌中的各种转喻，特别是拟人化、顿呼就是这么出现的。例如：“沉醉的流水，你为何嬉戏，为何欢畅？”（俄国诗人茹柯夫斯基诗句） 对于很多非语义辞格，诸如呼告（顿呼）、省默、设问等等，等等，也可以这么说。布勒尔说得好：一般地说，辞格是“想象力和感情提示出来的语言”。郎吉弩斯说过：“河流一样奔腾的感情会把众多必要的表达方式带出来。”〔6〕“怒吼啊，黄河！”，“祖国，我回来了 ！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不用呼告这种方式又该 如何表达呢？这里是没什么“装饰”，“修饰”可言的。母亲对孩子讲：“跟你说过一千遍啦！”她也并不是在“装饰”，“修饰”自己的言语，“夸张”是为了加强印象。 辞格的描绘－表现能力早就受到了古希腊罗马学者的重视。继亚里士多德、西赛罗、郎吉弩斯之后，二千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学者研究辞格。但是直到本世纪，传统的辞格研究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学者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辞格，对辞格进行分类。法国新批评学派学者雅克·热内特回顾旧的辞格研究时，就指出了“热中于分类”这种“痼疾”，他说，像拉米、杜马赛、封丹尼这样的修辞学大家，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对无数的辞格进行分类。旧的辞格分类，缺乏理论深度、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分类标准杂乱，辞格分得很细、数量很多，失之繁琐。以比喻辞格（Tropes）为例，古罗马昆特里安分为14种，后来有人分为37种。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享利·皮谦在〈辩材之园〉（1659）中区分出184种辞格。更有甚者，据韦勒克和沃伦著〈文学 理论〉一书提供的资料，有人分出250余辞格。由于只是列举语言事实 ， 不注意辞格的运用条件，旧的辞格研究很少实用价值。 因而以辞格为主要内容的旧的修辞学（Rhitoric）理所当然地遭到冷落，甚至嘲讽。例如，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塞缪尔·巴特勒就曾嘲讽说： “修辞学家的全部条规章程 不过是教人给手中的工具命名。”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传统辞格学说的否定态度溢于言表（见他的〈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一书）。 被称为现代修辞学（Stylictics）奠基人的巴利（Bally ）认为辞格名目繁多，名称杂乱，而且大部分名实不符，缺乏足够的科学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