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现代语言学创建及其影响的大背景上，研究赵元任引进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同时借鉴中国传统音韵学原理调查汉语方言，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程及其学术影响；指出只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研究才能汇入世界学术的主流。 关键词 赵元任 方言调查 吴语 音韵学 原始方言 介音和谐音位分析 标调字母 一、调查方言 建立新学 本世纪20年代是世界语言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当时有两股研究思潮推动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一股是传统语言学阵营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潮，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1857～1913 ）在长期的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语言的符号性质和系统价值的独到认识，首创了普通语言学这一学科。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由其学生整理出版后，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19世纪以历时为主的语言研究转变为20世纪以共时为主的结构语言学。另一股是美国人类学阵营中的描写语言学思潮，以鲍阿斯（F.Boa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调查、记录美国的土著语言（印第安人的各种语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处理陌生语言的分析方法。其后，萨丕尔（E.Sapir ）出版了《语言》（1921 ）、 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出版了《语言论》（1933）， 发展出一套严格的语言单位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 赵元任两度留美，自然受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影响较大。加上中国学术注重实践的传统，所以他1925年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后，立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汉语方言调查。他带着杨时逢赴江苏、浙江实地进行吴方言的调查，先写出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刊《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2期）。而后写出专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年印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赵元任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称誉。 《现代吴语的研究》共6章，分“吴音”和“吴语”两部分。前4章是“吴音”，讨论各处吴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类和音值，列举各地的语音特点，总结吴语的共同特征，指出“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第88页）。后2 章是“吴语”，讨论词汇、语法问题，主要内容是30个方言点75个词的词汇对照表和22个方言点56种用法的语助词对照表。词汇对照表之后列举各地特别的词，如上海话“白相”（玩儿）、温州话“吃天光”（吃早饭）等。语助词对照表之后有成篇的记音材料。此外，书后还附有作者调查时所用的各种表格。赵元任在方言调查时最先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汉语方言[1]，语音分析深入细致， 并能联系古代音韵考察汉语的古今变化，使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各地声韵调和词语异同都用表格形式表示，便于对照比较。由于该书调查点偏重江苏，浙江中部和南部的调查点较少，因而吴方言的复杂情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2]。尽管如此， 赵元任对吴语界限的规定今天看来还是很合理的，他在书中（第1 页）说：“广义的吴语包括江南的东南部跟浙江东北大半部。这吴语观念的定义或这观念的能否成立是要等详细研究过后才知道，现在暂定的‘工作的假设’就是暂以邦滂并，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因为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 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t‘、k‘]三套，而官话和大部分南方方言只有后两套；所以浊音的有无可以作为划分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界线的一条关键的同语线（Isoglos）。 现代的各种方言地图就是根据这一同语线来划分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分界的。 二、借助国学 创制字表 赵元任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同时又充分利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来控制方言调查。具体的做法是选择比较常用的3,567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排列成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表格中的字先按十三摄排列（假摄归并入果摄、江摄归并入宕摄、曾摄归并入梗摄），同摄的先分开口合口，再分一二三四等。相承的四声并列，每页横行的韵目举平以赅上去，竖行按36字母排列。这样，声母、韵母、声调搭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占有的音韵地位，形成一张张韵图，相当于现代汉语声韵调配合表。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归纳整理出所调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 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刊印了赵元任制的《方音调查表格》（1930）。再后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这本《表格》的基础上，删去原表格中不必要的罗马字注音[3]， 还删去了一些不常用的字和又音字，改正了一些字的音韵地位，加入了一些常用字，删改和增补了一些字的注释，改编成《方言调查字表》（1957）。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用这种字表作为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的基础是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同时它还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的参考资料[4]。 这也是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一开始就不同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原来，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一直是拿历史语言学作背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方言研究是共时描写和历时研究结合得最好的领域。 三、利用新学 更新旧学 在赵元任的影响下，20～40年代中国的方言调查呈现出活跃的气象，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方言研究著作。比如，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和《中山方言》（1948）、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0）和《临川音系》（1940）、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这种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联系本世纪初（五四前后）汉语音韵学研究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历史背景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知道，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先秦到现代汉语的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对这种古今语音演变的研究一直是很不充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是用表意的方块汉字来记录的；方块汉字不跟统一的语音相联系，表现出超时代、跨地域的特点：同一个汉字，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虽然写法相同、理解相同，但读音可以完全不同。因此，后人无法从文字上了解古代的语音面貌和历史流变。于是，传统的音韵学研究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诗韵以及韵书、韵图等书面文献，来归纳各个时期的音类，却无法知道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比如，由顾炎武开始的清代古音学利用《诗经》的用韵和汉字的谐声分析先秦的古音，归纳出《诗经》的韵部，整理出谐声的系列，弄清了从上古到中古的韵类分合的演变情况，但无法对它进行具体的语音学描写。关于《切韵》系统的韵书的研究，音韵学家们以反切为主、以韵图为辅，把中古时期的音类大致分别清楚，但又无法推测它们的读法[5]。就这样， 囿于纸上的材料，造成了音韵学研究的危机。所幸的是，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来的。根据一般语言研究的结果，语音的演变大致都有途径可寻，方言的差异就是演变途径不同的结果[6]。所以， 综合考察南北方言的差异，可以窥见古音读法的大概面貌。在这方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捷足先登，他凭恃良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修养和精湛的瑞典方言调查经验，利用汉语的33处方言（包括日译吴音、汉音，高丽译音，安南译音等境外方言），结合《切韵》等“历史上的旧材料”，给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类一一拟测（reconstruct）了具体的音值[7]，为中古音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使汉语音韵学除了分类之外，在拟音上有了一套合适的方法和方便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