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1955年10月由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第二年1 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两个时间、内容紧密相联的会议，是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是我国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当时，新中国才成立六年，百废待举，特别是即将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这时开始进行汉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正如陈毅副总理在文字改革会议开幕式上所说的，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胡乔木同志在总结时也说，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是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迫切任务，是加强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必要步骤。 四十年来，我国的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日益广泛、深入，已经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普通话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和汉民族各个方言区之间通用的语言，在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加强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促进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的成绩也是十分显著的，精简了汉字的数量，简化了汉字的笔画，制订了汉字各项标准，基本上实现了现代汉语用字的规范，并且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简化字和各项规范标准四十年来在扫除文盲（不要忘记，当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制订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是当时语言文字三大任务之一。《汉语拼音方案》从1958年全国人代会批准至今，在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各种检索工作和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以及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如盲文、手语、旗语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汉语的国际标准。 总览四十年来我国的语文生活，可以说，简化和规范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在各个层面上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一直起着有形的和无形的作用，其功绩就包含在国家的各项成就之中。如果我们的视线再向前移，从百年来文字改革历史的背景上观察和思考，就不能不赞叹这三项工作的历史性功绩。 二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十几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需要语言文字更高水平的规范化标准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某种程度的非统一性却使一些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没有必要的，字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普通话不必学，似乎地区经济发达也使得该地方言变得优越了。表现为社会现象，就是人们明显感到的繁体字回潮、乱写错别字、方言泛滥，与之对立的则是知识界对语言文字混乱状况的强烈不满和政府对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力度的加大。 显然，那些妨碍和破坏规范化的观念和行为是违背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的。语言文字的社会性决定了规范化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正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顺应这一规律所应进行的规范行为；由于当时的小农经济还没有多少超越居住地的人际交流，而秦与六国之间的语音差别也还不是很大，所以那时无需也不可能提出“语同音”的要求。社会的工业化要求全国的统一市场和全民性的义务教育，这就必然需要政府干预社会的语言和文字行为，把规范化趋势由个体的自发变为群体的自觉，使之加快。这是世界上各工业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我国在五十年代虽然工业化程度极低，但是党和政府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工业建设高潮对语言文字的要求，所以适时地大力进行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的急剧增长和处理、储存、传输手段的计算机化，这一形势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程度和速度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得多的要求；同时，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交流频率的迅猛增加（例如技术和商品的交流，人员流动；各国学汉语的人增加等），现代通讯手段（例如电话和传真）的普及，尤其是计算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也促进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进程，虽然这是自发的、分散的。这是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与五十年代的最大区别。今后，我们只有紧紧抓住科学技术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需求，才能高效、高标准地推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三 语言规划（语言文字政策），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才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预见性。从宏观方面说，语言文字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只能遵循这一规律，因势利导，做促进的工作，而不能按照主观想象和愿望进行。因此通过基础研究，把握语言文字演变的总规律，是制订语言文字政策的必备条件。从微观方面说，对普通话和众多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律，对不断涌现的新词新语和术语的规律，对汉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使用的情况，也必须有准确深入的了解，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四十年前确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任务时，就是在近百年来志士仁人不断摸索、研究、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和提高。《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对“普通话”的界定，无不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研究工作时紧时松，时作时辍，特别是汉语规范化的理论研究，相当薄弱；而就继续完成这三项任务而言，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