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是清代著名学者，一代训诂学大师。其著作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其中《经传释词》是一部虚词研究专著，其研究之精湛，为历代学者所交口称誉。历代学者都认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所以自汉代训诂学兴起，直至元代的漫长岁月里，各种训诂著作注意的重点都一直是实词，而对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之一的虚词的研究都很少，虽然早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出现了“虚字”、“语助”等名称，但人们还不能认识到虚词的本质和重要的语法作用。所以直到元代才有了卢以纬的《助语辞》。到了清代有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等。虽然这些虚词研究专著产生在王引之《经传释词》之前，但它们或从表达作用上来谈虚词，或把实词活用也算虚词，理论上比较混乱，成就也远不及《经传释词》。那么《经传释词》究竟以什么赢得学者们的普遍称赞、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经传释词》的虚词研究方法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方面之所以颇为成功，这与王引之的虚词研究方法密不可分。学术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方法。只有方法正确，才能事半功倍，卓有成效。《经传释词》的虚词研究正是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因此才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平。那么《经传释词》运用了哪些方法呢？我们认为大致有四个方面： 1.因声求义，擀格自解。 因为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义为内容，音为形式，二者互为依存。从理论上说，语言的音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但一种语言形成以后，其语音的形式与语义的内容便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同源字系统中，凡音同必同义，音义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因声求义”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自从戴震明确提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的声义互求原则以来，“因声求义”原则给训诂学、校勘学带来了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研究方法，后来王念孙、王引之加以发扬光大。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广雅疏证·自序》）王念孙能打破汉字形体的束缚，直求音义的同条共贯，这是对“因声求义”理论的一大发展。到了王引之则有效地实践了这一理论。他在写作《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时都大量运用了“因声求义”的方法，而且在《经传释词》中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汉语虚词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训释虚词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一声之转”来训释，如：4／1（即第一卷第四条，以下同） 《广雅》曰：“由，以，用也。”“由”、“以”、“用”一声之转，而语词之用亦然。字或作“犹”，或作“攸”，其义一也。 又如：3／9 孰，犹“何”也。家大人曰：“孰”“谁”一声之转。“谁”训为“何”，故“孰”亦训为“何”。 这种根据“一声之转”的理论来训释的例子很多，如7／1.9／1.11／1.1／2.8／2.6／3.4／4.116.15／6.6／9.1／7.12／9等。 （2）根据“同声”来训释，如：3／3 有，犹“或”也。……又《春秋》凡言“日有食之”者，皆谓日或食之也。“有”与“或”古同声而义亦相通，详见“或”字下。 有，犹“又”也。《诗·终风》曰：“终风且曀不日有曀。”…… “有”“又”古同声，故“又”字或通作“有”。…… …“有”“又”古同声，故“又”通作“有”，“有”又通作“又”。 这里王引之根据“同声”理论，进行训释，古籍中“虚字难释”的观念不打自破，这种“同声”理论的运用还有2／3、4／1、3／3、5／3、1／7、19／8、14／6等。 （3）根据“声近”来训释，如：3／6 能，犹“而”；“能”与“而”古声相近，故义亦相通。《诗·芄兰》曰： “虽则佩觿能不我知。”“能”当读为“而”。…… 能，犹“乃”也；亦声相近也。家大人曰：昭十二年《左传》曰：“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能、为、则三字相对为文。能者，乃也。……“乃”与“而”声相近，故“能”训为“而”，又训为“乃”。 根据“声近”理论训释的，还有2／2、4／3、2／8、8／6等。 （4）根据声转关系归纳虚词，如：16／5 其，问词之助也。或作“期”，或作“居”，义并同也。《书·微子》曰：“予颠齐，若之何其？”郑注曰：“其，语助也；齐、鲁之间声如‘姬’”。……《頍弁》曰：“实维何期？”笺曰：“期，辞也。”《礼记·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郑注曰：“居，读如‘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 王引之通过方言资料和旧注在纷繁的头绪中理清了“其、期、居”之间的线索，发现了它们是不同时、地的音转词，其训释作用卓有成效。其他之例，如：2／1、5／1、4／2、5／3、8／3、20／4、21／4、15／5、18／5、等。 2.比例而知，触类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