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

      人们在书写的时候，由于种种的原因，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发生类化偏旁的情况。比如这几年大陆许多地区流行一个颇为时髦的新词——傢俬（指家具），可是各种字典上却查不到“俬”字。其实“傢俬”本只作“家私”，指家产及日用器物之属。[①a]。后来“家”字受“傢俱”、“傢什”、“傢”等词的影响，增旁作“傢”；进而“私”字又受到“傢”字的同化，亦类比增旁作“俬”，于是便成了“傢俬”，却不知道字典上并没有“俬”字。“傢俬”既已流行，有些写字人又受通行的“家具”、“家什”等的影响，“傢”字省旁作“家”，于是又成了“家私”。像“傢俬”、“家俬”这种因类化而使其偏旁与其他字趋于一致的现象，就是文字学上所谓的“类化法”，由之产生的汉字就是“类化字”。

      类化的现象古已有之。在敦煌文书中，类化的情形尤为普遍。本文就打算对敦煌文书中的字形类化现象作一初步的考察，并就类化字研究的校勘学意义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每条中加点的字重复出现时用浪号～表示，以利排版。）

      一、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

      文字因受上下文影响，而使本不一致的偏旁趋于一致，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化现象。晚唐五代之际释可洪在《藏经音义随函录》前、后序中提到藏经文字“鞭骯之文为”、“真珠作瑱珠”等“类化偏旁”的情况，指的就是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其中有类化变换偏旁的，例如：

      “石榴”类化作“石磂”。伯2838《倾杯乐》词：“裙生石～，血染罗衫子。”按：“裙生石～”指石榴裙（朱红色的裙子）而言，“榴”字涉“石”字类化，而改换偏旁作“～”。南朝齐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风卷蒲桃带，日照石榴裙。”可参。

      “趁迭”类化作“趁趃”。伯2962《张义潮变文》：“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按：敦煌写本《降魔变文》：“天仙空里散名花，赞呗之声相趁迭。”蒋礼鸿师谓“趁～”就是“趁迭”俗写，义为追上、追及[①b]，极是。“～”即“迭”字，文中涉“趁”字而类化变换偏旁。

      “螺髻”类化作“髻”。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面圆如皎月，～髻若青云。”又云：“虽闻～髻说，犹讶梵王言。”按：“～髻”即“螺髻”，指螺壳状的发髻。晋崔豹《古今注·鱼虫》：“童子结发，亦为螺髻，亦谓其形似螺壳。”是其义。上揭“～髻”“髻”字原卷本作“”（《说文》所载小篆作此形，隶定作“髻”），“螺”字受其影响，而类化变换偏旁作“～”。不过“髻”本从髟、吉声，“螺”字类化作“～”，仅取“髻”形旁的一部分，便显得不伦不类了。

      “耶娘”类化作“娘”。伯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既得这身成长了，大须孝顺阿～娘。”按：“～娘”即“耶娘”，“耶”字受“娘”字类化，以至男人也给加了女旁，由此可见类化的影响之大。

      此外如“奴仆”之“仆”写从女旁（斯6838《叶净能诗》）、“嫌贱”之“贱”写从女旁（伯3919《佛说父母恩重经》），婴孩”之“孩”写从女旁（句道兴《搜神记》“郭巨”条），“梯媒”之“媒”写从木旁（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排备（繁体作“備”之“排”写从人旁（斯4511《丑女缘起》），等等，亦皆为类化变换偏旁之例。

      有类化增加偏旁的。例如：

      “妃后”类化作“妃姤”。斯6836《叶净能诗》：“皇帝极欢，同坐兴合，妃～婇女，皆欢（劝）三升。”按：“妃～”即“妃后”，“后”字涉上下文类化增加女旁[②b]。又“婇女”即“采女”，“采”字亦涉上下文影响类增女旁。

      “排比”类化作“排批”。斯548《太子成道经》：“是时大王排批鸾（銮）驾，亲自便往天祀神边。”按：“排批”即“排比”，“比”字涉“排”字类化增加提手旁，又俗书提手旁与木旁不分，“排”字俗或写从木，“比”字亦或因之类化作“枇”，如伯2999《太子成道经》：“（大王）遂遣棑枇后园观看。”是其例。

      “菩提”类化作“菩。伯2122《维摩诘经讲经文》：“我佛嘿然而受请，为说菩～净土因。”洞卷《维摩经押座文》：“听众闻经罪消灭，总证菩～法报身。”按：“菩～”即“菩提”，“提”字涉“菩”字类化而增加草字头。又写本中“～”或用作“菩提”的合文，与类化字“～”不同。

      “胡饼”类化作“餬饼”。俄罗斯藏敦煌写本符卢格编36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恰似炉中～饼，吃来满口馨香。”按：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二云：“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乃易其名为炉饼，则又误也。案《晋书》云：王长文在市中啮胡饼。又《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安可易‘胡’为‘炉’也。盖胡饼者，以北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据此，“胡饼”由胡人得名，写卷作“～饼”者，“胡”字涉“饼”字类化增加食旁耳。